中共对中国战后民主进程的破坏

摘自辛灏年《中国命运与台湾前途》第110-115页。

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基于国家人民最基本的福祉，为了避免内战和利于战后恢复，曾对中共一再地作出了让步。他们主动地和一再地邀请中共和谈、协商，主动地和一再地吁请国际社会调停和帮助，甚至数度对中共虚位以待，直至做出种种过份的退让，无非是希望中共能够罢兵休战，以共同参预战后的中国民主宪政建设。

然而，中华民国政府对中共藉争夺受降权而发动内战、抢占东北的一再容忍，中华民国政府为邀请和等待中共参与国家宪政建设所做出的种种让步，非但只能使得已经发动了内战、并已经抢占了东北的中共胃口大开，而且，更为这一伙二十余年来一直梦想要颠覆中华民国的“马列子孙”，一次又一次地送上了天赐良机，直至造成了战争利于他们时，他们就公然撕毁协定，大打出手;战争形势一旦不利于他们时，他们就虚与逶蛇，高喊“和谈”，以积蓄力量，伺机反扑。从而一再地造成了它们在内战中的优势，为它们终于打赢这场内战，赢得了时间和机遇。

也许有人会说，中共也曾在抗战胜利后高喊过“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口号;也许还有人会说，中共曾经反对过内战，要求过和平，甚至于有过要求建立“联合政府”的愿望和设想。或许，这都是“事实”。但是，真正的事实是，它们不过是中共所惯用的“革命的两手策略”罢了。因为，中共如果是真心要和平、反内战，是真心要在中国实现民主的话，那它就非但不会反对和破坏战后中华民国民主宪政的建设，而且只会积极投身这一建设，更不会将中华民国于战后所一再推进的宪政建设，当成他们数度发动和扩大内战的“战机”。

那么，中共究竟使用了哪些手段，来破坏战后中华民国宪政建设的呢？

一、中共破坏双十会谈和双十协定

首先，双十会谈的起因来自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蒋曾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一日之内，就连续向毛泽东发出了三次和谈的邀请。二是蒋介石因毛泽东“顾虑安全问题”，而亲自敦请美国大使赫尔利亲赴延安陪同毛泽东同机往返重庆和延安。三是斯大林亦因蒋介石的请求，而于八月二十日致电毛泽东，要他赴重庆谈判。然而，如我前面所说，毛在临赴重庆前向其党人发出的指示，便是“继续发动攻势”，毛更在和谈结束刚刚回到延安时，又马上向他的军队发出了“立即向蒋管区发动进攻”的命令。毛泽东何有丝毫“谈和”的诚意？还是他自己说得好：“这一次我们去得好，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这才是毛的真心话，因为他要欺骗国人的目的达到了。

二、中共破坏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前后，正值中共抢占东北和必须巩固东北之时。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东北局的指示信。该信指示说：“我党现时在东北的根本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在一九四六年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站不住脚。”由是可知，彼时彼刻，中共参加政协会议是假，而建立巩固的东北军事政治根据地才是真。

所以，政治协商会议尚未结束，中共为了建立和巩固它的东北军事根据地，已于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单方面提出了四条要求。其中关键的两条，一是要求政府承认并整编刚刚伪装抢占东北的十数万中共军队、即改名换姓的“东北民主联军”。二是要求政府承认刚刚由他们抢占东北才建立的中共根据地“自治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以公然反对和要挟政治协商会议。因要求未能得逞，中共便立即大打出手，于三月中旬陷四平、下长春，并夺取了哈尔滨和齐齐哈尔。因此，半个多世纪以来，唯一的一场真正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遂只能以中共在东北所发动的大规模内战，来作为它痛苦的归结。

三、中共破坏“制宪国民大会”

虽然中共在双十会谈和政治协商会议之后，均按照它的“既定方针”，照打不误，但是，中华民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本人还是对中共采取了一条“和平未到最后绝望时期，仍不放弃和平”的“抗日式”决策，所以，按照政协会议的决议，仍然坚持邀请中共参加一九四六年五月五日召开的“制宪国民代表大会”。但因此时，中共在东北的内战正打得“顺手”，所以，它便要求于国民大会召开前就按照它的意愿先改组政府，后召开“国大”，国民政府只好将制宪国民大会延期半年。之后，当蒋介石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十四日抗战胜利周年纪念日发表文告，提出六项主张，表示愿意先改组政府、再召开国大时，中共又提出必须在四十名政府委员中，由中共占十席，民盟占四席，然后再将一名无党无派者的席位拨给中共推荐，以求稳获三分之一票以夺取否决权，借以阻碍制宪国民大会的召开。同时，中共还在张家口集结重兵，明确表示对蒋介石所提出的“政治问题采取政治解决办法”不屑一顾，企图将东北的内战烽火烧向华北，以威胁召开在即的制宪国民大会。

由于国民政府没有接受中共的无理要求，政府军又在张家口挫败了中共的军事攻势，中共才在战况不利的情形下，提出了参加制宪国民大会的名单，以行缓兵之计。但是，当政府为召开国民大会而单方面宣布张家口停战十日，中共于张家口的不利战况已得以解除时，中共又为夺取否决权而重提“非在政府委员中占十四名不可”，并要求政府军于关内恢复一月十四日(第一次停战令生效之日)以前的位置，同时要求马歇尔转告美国政府，不要支持中华民国政府并从中国撤兵。因为美国调停虽然大大地帮助过中共发动内战，但此刻已经成为它进一步发动内战的绊脚石。

最后，当为中共延期半年的制宪国民代表大会已达开会期限，中华民国政府为促使中共四百名代表参加会议，不仅于十一月八日再次颁布全国性的停战命令，而且再次将会议延后三天，专门以待中共。然而，直至三天后会议已经开幕，中共非但仍然不参加会议，并且于十一月十一日以延安总部名义正式发表声明，要求“立即解散正在召开的制宪国民大会”，甚至宣布要筹开“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十二月十六日，中共在南京的发言人已经宣称：“我军已于各地先发制人，并准备奋斗到底！”

我显然应该补充说明的是，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制宪国民大会上三读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乃是集三十四年(一九一二至一九四六)的艰难奋斗才获得的巨大民主成果，并成为现代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历史性丰碑。这一部在五十多年前就已经明确地写入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各党派平等合法和各级监察、考试委员必须超越党派”等条文的真正民主宪法，虽然中共曾派人参加修改和制定，但它却在最后一次与中华民国政府进行虚假的停战谈判、即中共渡江前的谈判时，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谈判条件，就是“必须废除《中华民国宪法》”。如果套用中共开山人物李大钊的话来说，就是“专制与民主不并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