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勇：孙中山经济思想对蒋介石的影响

孙中山是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中华民国的首任国家元首，信仰与践行孙中山思想对增进国民党统治合法性具有决定性意义。蒋介石对此有着深刻的体会：“我们作为基督的一个信徒，要在我们的言行中，让人家看到基督；同样地，我们作为总理的一个信徒，也要在我们的言行中，让人家看到总理。”经济思想是孙中山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孙中山继承人自居的蒋介石，其战时经济政策思想必然受到孙中山经济思想的重大影响与约束。孙中山经济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民生主义与实业计划，“蒋委员长的经济思想，可以见之关于实业计划和民生主义的阐论以及‘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意义及其实施’等等之中”。下文即以民生主义与实业计划为主，探讨孙中山经济思想对抗战时期蒋介石经济政策的影响。

一、民生主义对蒋介石经济政策的影响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重大现象，作为中国国民党意识形态之总纲与政治合法性之理论依据，三民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实践中留下了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记。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在国民党内权力竞逐过程中，十分注重对“总理遗教”解释权的争夺，并最终如愿以偿。“蒋介石早年接触过马克思主义，表示过欣赏、赞佩之意，但是，他更为倾信的是孙中山思想，特别是其思想中的改良主义成分。”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即依照孙中山《建国大纲》规定之建设程序，开始准备训政。对于训政时期国民政府所应采取的各项政策，蒋介石说：

关于施行训政，我们总理着了很多书，留下来很多遗教，交给我们大家。本来在这个军事完了之后，训政时期中应该做些什么事情？总理已经统统预先告诉我们，实行的次序亦已安排定当，一件一件的事情，都讲得很明白；我们除了总理遗教遗书之外，没有旁的事情可以研究或会议。不过我们要遵照总理所着的书，所讲的话，所遗交给我们的几件事情，在这个时代，这个环境现状之下，便要想方法或研究，怎么样来实现总理交给我们的遗教？在孙文学说中间，总理已经讲过知难行易的话，能知的人固然能行，不知的人也是能行。总理已经教给我们主义政策及其实行的方针，我们只要照着政策实行就是了！这些政策方针没有错误，我们当然不必多去研究，只须照着做就好了。

显然，蒋介石认为训政就是实行孙中山的遗教，国民政府只要照着孙中山早已设计好的主义政策与方针做就好了。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即加紧抗战准备。1932年7月30日，蒋介石研究三年计划与国防实施计划及新兵工厂建设计划，并自记感想：“余拟撰《国防为一切建设之中心》一书，以建国大纲之政治建设，首在国防巩固，又以民族为三民主义之先务，所谓民权与民生，皆不能离开民族而独立，苟我之国防建设完成，复何惧倭寇之强暴哉。”这段话表明孙中山三民主义对蒋介石经济思想的影响非常之深，即使筹划抗战经济准备，亦从孙中山遗教寻找理论根据，以圆己说。民生不能离开民族而独立，表明了在蒋介石经济政策思想中，抗战与建国之不可分立的相互关系。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更视三民主义为救国不可或缺之良方，认为“我们国事所以弄到今天这个样子，人民所以受到这样切身的痛苦，实在是因为大家从前没有研究三民主义，不能实行三民主义——就是不懂三民主义，甚而至于违反三民主义；所以敌人敢来如此侵略我们，压迫我们。尝读‘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的古训，此时更感觉他意义之深切了。我们在这国家民族存亡绝续之交，重新来研究总理遗留给我们的三民主义，虽觉有亡羊补牢之感，然及今实行，犹未为晚”。蒋介石将人民所受日本侵华之痛苦归咎于“不能实行三民主义”，虽有倒果为因之嫌，但亦可见他对推动实行三民主义的重视程度。三民主义之民生主义是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重大理论成果，亦是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核心，对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战时蒋介石经济政策的思想来源之一，就是民生主义对中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诸多设计。同时，蒋介石也善于根据抗战建国实践的需要，对民生主义加以发挥与运用。

土地问题与资本问题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两个根本性的重大问题。民生主义作为孙中山经济发展战略的理论前提和逻辑起点，其“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的原则规定对抗战时期蒋介石的相关经济政策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前，担任军事要职的蒋介石就主张遵照孙中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办法，实现民生主义。1927年2月9日，蒋介石在江西教育讲习所演讲，明确提出“将来革命成功的目的，即在实现民生主义，民生主义不能确切实行，我们的国民革命不算成功；革命的最终目的，是实现民生主义”。“民生主义之二大要义，是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二者之中，尤以平均地权为基本要义。”关于平均地权，蒋介石说：“总理的三民主义，不是凭空造出来的，总理平均地权的策略，也有其历史的渊源，现在欧洲就已经有许多国家实行过了，大家知道平均地权的办法是地主自报地价，政府照价收税或收买，以后土地涨价应收为公有。……总理这种入情入理的平均地权办法，在中国是再适当也没有了。……总理的意思，总想富者不太富，贫者也不太贫，而能达到均富的目的，民生主义之精义即在此。民生主义实现，即地权以平均，无太富者亦无太贫者，地权平均，国民生活才可以解决，然后得饱食暖衣，安居乐业，能如是，中国的民生问题可以解决，国民经济问题就可解决。”因而，蒋介石得出结论：“中国现在实在无须乎共产主义，总理的民生主义，就是解决中国国计民生的最好策略，是切合时势的需求的。”关于节制资本，蒋介石指出：“对于私人资本也采取保护与节制的办法，所谓节制资本，其目的在预防中国工业发展以后重蹈欧美资本主义的弊害。”蒋介石并要求教员“剀切向学生们剖析中国民生凋敝的惨祸，以及实行民生主义的急不可缓。如果能够厉行民生主义，那才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的成功”。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蒋介石被逼下野。1932年年初复职后，面对日军不断挑衅，蒋介石竭力思考如何推进国家建设，作为对日作战之准备。6月，蒋介石连日苦心思索制定具体计划以推进实行民生主义。有人建议“剿匪”收复区土地问题的政策，“一在恢复原状归还地主；一在设施新法，实行耕者有其地主义”，蒋介石考虑“二者皆可兼用也”。对于以后“剿匪”方针，蒋介石决定“宣传主义、平均地权以为根本之图”。因国民党“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政纲虽明白规定，但缺乏实施计划，而对于三民主义之施行计划，又无具体设计”，因此，蒋介石“急欲于此数点，有一明白宣示也”。蒋介石还认为，在抗战准备时期，“对于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之实施阶段与具体方案，应从速阐发以为中心理论”。25日上午，蒋介石与陈诚等人谈三民主义，认为“民生为历史中心，故民生主义为三民主义之中心。如现在首重民族主义，亦应以实现民生为主。而着重民族不背反三民主义之理论也”，蒋并表示“甚欲制今日之三民主义一篇，并欲以国民革命的哲学基础与教育方针与制度，经济制度与组织，最后则制改造中国国民党，急欲以此问世也”。蒋介石又提醒自己“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二方案应即确定。不可再缓也”。以上密集思考表明，在抗战准备的早期，蒋介石确实“急欲”拟具具体方案，试图推进民生主义之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由此亦可见，蒋介石解决土地与资本问题的政策思想来源，大抵不出孙中山之民生主义。

依据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原则，蒋介石继续思考土地与资本问题。1935年9月16日，蒋介石在峨眉军训团演讲“物质建设之要义”，特别提到孙中山民生主义讲演中关于物质建设所指示的根本政策与原则，就是“要以和平的手段采取：

（一）平均地权，（二）节制私人资本，（三）发达国家资本三个途径，由国家通盘筹划，全体国民协力合作来完成经济建设，解决整个国计民生问题”。关于节制私人资本与发达国家资本的原则，蒋介石“根据民生主义中所讲的意思再参考本党政纲所规定的条文”，归纳为以下四点：“1.允许并保护私人企业；2.限制私人资本以预防其操纵国民生计；3.凡企业之有独占性者，由国家经营；4.私人能力不能举办者，由国家经营。”在蒋介石推动下，为促进土地政策实施，国民政府决定开展土地测量与陈报。1936年5月14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10省高级行政人员会议并发表演讲，指示“无论办理测量，或土地陈报，各省均应视为目前最要之政务，切实举办，尤须明了吾人之目的不在于增加税收，而实在于以整理土地与改良土地以为实行平均地权之张本。盖必先完成整理土地与改良之工作，确知土地之实况，而后可谈到土地之处分，所以现阶段之整理土地的工作，各省必须排除万难，加紧完成”。以整理土地与改良土地为实行平均地权之张本，可见蒋介石的土地政策明显受到民生主义的制约。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面抗战爆发。7月18日，蒋介石在庐山暑期训练团演讲《建国运动》，“根据总理民生主义与建国大纲所指示，和目前国家事实之需要”，提出要解决民生方法必先实行下列几件事：

（一）实行平均地权：我们要测量土地，厘定经界，实施土地法规，实行报价征税。土地问题是民生问题中最主要的问题，土地问题有适当解决，社会阶级中便没有兼并侵削的不平均现象，达到耕者有其田的目的。

（二）防止资本操纵，实施累进税率：总理节制资本的主张是一方面允许私人的企业，而同时要限制私人资本，不许其操纵国民生计。我们为防止私人资本的过分膨胀，最有效的方法莫如施行累进税率，不但遗产税所得税应累进，其他足以增殖资本的税源，也应采取累进的税率。但日常生活需用品，则应在例外，然亦必须有一定的限度。

（三）促进劳资合作，实施劳资仲裁：在中国生产落后的状况之下，万不能允许劳资冲突来妨碍生产，我们一方面要使资本劳动双方面均在国家民族最高利益之下密切合作，来加紧生产，同时对于劳资纠纷还要实施强制仲裁，使不致影响到生产的低落。

（四）发达国家资本，保障私人企业：我们为救济贫弱，必须积极生产，所以一方面要发达国家资本，使凡有独占性或私人能力不能举办，以及与国计有关事业，都由国家来经营，同时一方面还要保障私人的企业，以扶持国家整个产业之发达。

（五）政府人民协力解决生产与分配问题：这是目前最切的需要，不但建国大纲中所示衣食住行四项的事业而已。

显而易见，结合孙中山民生主义与中国现实国情，蒋介石提出的“解决民生方法必先实行”的政策措施皆以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为原则。在全面抗战爆发的背景下，蒋介石提出建国运动之政策措施，足见他对民生问题的重视。

全面抗战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蒋介石仍不忘把握时机，以民生主义为指导，推动实施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1941年3月31日，蒋介石出席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扩大总理纪念周，提出“要实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当此粮价高涨，政府正在实施粮食管理，改良土地税收的时候，我们正好乘此时机更进一步来实现我们总理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我相信这件事各地如果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方法，按照预定的步骤，逐渐实施，则我们中国土地问题，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决，本党的土地政策可以彻底的实现”。6月22日，蒋介石主持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扩大国父纪念周，阐释孙中山遗教中关于土地问题的要旨，强调解决土地问题为解决社会问题之中心：“我们现在要建设国家财政与经济，除实行土地与粮食政策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可循。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广土众民的农业国家，肥美的土地和丰富的粮食，都摆在我们面前，只要我们依照总理遗教和既定政策，能够准备周到，组织完妥，就很容易获得成效！而且我们的土地与粮食问题，如能圆满解决，则其他政治、军事与财政、经济及社会问题，都可以得到根本的解决。但是粮食还是出之于土地，所以土地问题，实为一切问题中之根本问题。必须土地政策能够推行，土地问题获得真正解决，然后我们三民主义革命的理想，才能全部贯彻，而目前抗战建国的大业，才能得到最后的成功！因之对于土地问题，大家应有一个彻底的认识，而对于土地政策之实施，更要抱定决心，作一致之努力。”12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上提出“我们体认总理主张的经济政策：（一）钱币革命，（二）粮食管理，与（三）平均地权的土地政策，真是觉得他眼光远大，规画宏深。这三件事我们只做了一件，就有很大的效果，即如钱币革命一件事，我们在廿四年已经实行了，抗战以来，大家都知道其收获之伟大；至于粮食管理，今年才开始实行，现在甫经完成一部分，我们的军粮民食，亦已有了相当的办法。因此对于土地政策现在必须积极推进；我想实行以后，也一定可以发生很大的效果”。在蒋介石的主持与推动下，12月22日，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修正通过蒋介石交议之《土地政策战时实施纲要案》，规定“私有土地应由所有人申报地价，照价纳税，税率起税点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累进至百分之五。其土地之自然增价应即征收土地增值税，暂依累进制征收之”。但蒋介石后来考虑到如果突然对社会经济制度进行重大变革，在推行之初，可能对全国粮食生产发生不利影响，影响对日持久抗战，遂搁置了这一方案的实施。

尽管如此，蒋介石并未停止对土地问题的思考，1942年4月23日，他仍在日记中写道：“以耕地农有解决土地问题。”经过多年研究后，蒋介石终于确定了自己的土地政策。1943年3月10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中国经济学说》，对土地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民生主义的土地政策，要从平地价着手，就是不许商业资本流向土地方面来，亦就是要使土地买卖不复成为投资的对象。有钱的人对于土地买卖既不能或不愿投资，则不平均的地权可以平均，而已平均的地权不会再趋不平。在这个政策施行之同时，国家更实行各种方法，周转农业资本，调剂农产价格，改良农业技术，增进农民生活，土地问题一定可以得到根本的解决。”虽然蒋介石一再提出要实行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土地政策，但往往停留在政策层面，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核定地价、增价归公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其目的是希望通过此项措施，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土地国有制，实现“耕者有其田”，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必要条件。但是，一再标榜按孙中山“遗教”办事的国民党人，却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背离了孙中山的“遗教”，终其训政时期，国民党都没有实行过孙中山的核定地价、增价归公的主张。

抗战即将结束之时，蒋介石又号召在战后复兴之际要彻底实行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经济政策。1945年5月5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发表演讲：

我们国民革命的目的，在谋全体人民的利益；所以我们在决定实施宪政之同时，必须彻底实行民生主义，增进全体人民的生活。我们要防制资本垄断的发生，要消除阶级斗争的原因，要确立社会普遍的安全，要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要全体同胞都能满足其生活。一方面必须厉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政策，消灭一切兼并剥削的现象；同时又必须遵照总理实业计划，进行我们的物质建设与经济建设，务使此种建设，在战时能确立基础，在战后乃可加速推进。而此种经济建设所得的结果，应使其为全体人民所享有，以符合民生主义的本旨。这一点意义十分重要；我们要知道人民所真正需要的是实际上能满足其生活的需求，而不是任何空洞的理论与口号。我们要知道战争进行之时，尤其是战后兴复之际，一切破坏均待重建，正是我们彻底实行民生主义最良好的机会。

蒋介石的战时经济政策受民生主义的制约与影响，反对阶级斗争，主张全民共享，具有浓厚的社会改良主义色彩，大体上没有超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范围。但由于受战时环境的制约与国民党自身因素的限制，“就民生主义言之，自临全大会通过非常时期经济方案，政府虽尚能依据实施，但言绩效，则与民生主义之经济政策相悬尚远。溯自北伐完成，本党执政已十七年于兹，而民生主义所诏示之节制资本与平均地权两基本原则，迄未完全实现；尤以抗战以来，政府关于财政、经济、金融、贸易之政策，既不能相互配合，更未能贯彻发展国家资本及限制私人资本之主张，将令社会财富日趋于畸形之集中”。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经济政策在战时沦为“空洞的理论与口号”，未能有效实行，对国民党战后的历史命运产生了不可挽回的负面影响。

二、实业计划对蒋介石经济政策的影响

民生主义是关于分配的政策设计与理论原则，而实业计划则是关于生产的宏伟蓝图与发展规划。作为孙中山经济发展战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民生主义是振兴实业的方向和道路，振兴实业则是实行民生主义的物质基础。蒋介石认为，孙中山关于物质建设的重要遗着，“应以三民主义为建设之最高原理，而以实业计划为建设之具体方针”。战时蒋介石经济政策就受到孙中山实业计划很大影响。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开始遵照孙中山实业计划规划经济建设。蒋介石宣布“中国经济建设之政策，应为计划经济，即政府根据国情与需要，将整个国家经济如生产、交易、分配、消耗诸方面制成彼此互相联系之精密计划，以为一切经济建设进行之方针”。1928年，国民政府就提出了10年内建设10万英里铁路的交通建设计划。1930年1月，实业部长孔祥熙提出了投资2亿元建设发电、钢铁、化工和其他工厂的五年计划。孔祥熙的后任陈公博于1932年则提出了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要求投资16亿元在4年内建立钢铁冶炼，煤、铁、石油和其他矿产开采，机械、电器及汽车制造等多种工矿企业。此外，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交通部、铁道部、农林部和其他政府部门也纷纷提出各种各样的经济发展计划。但这些计划大都停留在纸上，没有得到切实执行。

为推进抗战准备，蒋介石在局部抗战时期多次强调要按照孙中山实业计划加紧物质建设。1935年9月16日，蒋介石在峨眉军训团演讲“物质建设之要义”，指出“我们要明白物质建设的途径和方法，必须先研究总理的实业计划”。在简要阐述了孙中山实业计划的主要内容后，蒋介石说：

这些计划虽然都是专门的东西，但都是我们普通国民，尤其是治民和带兵的人，所应具备的常识。如果普通一般人都应该知道的东西，而我们一般干部还莫明其妙，那就不配做人家的上官，不能治理人家，教导人家；……总理的实业计划这部书所定出来的东西，都是发展国计民生最切要的根本企图，明白指示了我们达成这个目的的方针和具体方法，而且就开港筑路以及设置食、衣、住、行物料的各种工厂的内容看起来，实在又是一部极精密的国防计划。我们要革命，就一定要精研总理的遗教来身体力行。

蒋介石认为实业计划应该是普通国民应该具备的常识，他不但将实业计划看作建设新中国的经济计划，而且认为是一部极精密的国防计划，一定要“身体力行”。实际上，自孙中山提出实业计划以来，历届政府均未遵照实行。因此，蒋介石号召“好的机会虽已过去，然而我们革命党的革命精神，是决不灰心馁志，自暴自弃。一方面必须继续努力，利用国际投资，一方面尤其要以自力来谋建设，以求实现总理这种经济建设的伟大计划”。为了实践实业计划，蒋介石于1935年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并提出了实施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具体方案。该方案完全以实业计划为指导，对此，蒋介石解释说：“这个方案，是本于国父实业计划的精义，规定具体工作，以期中国的国民经济能适应于国防的要求。……国父的实业计划，其规模远迈汉唐，其精神更有以会通现代世界经济的变局，实为我们中国经济建设唯一的宝典。”由此可见，蒋介石经济政策思想的主要来源之一，即是孙中山的实业计划。

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提出抗战建国的方略。在蒋介石主持下，1938年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确定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3日，蒋介石在武汉各界扩大总理纪念周发表演讲，指出“我们要建设物质，发展经济，尤须以总理实业计划一书为根据。本党同志要能负起革命建国的责任，必须精研此书，并须尽力宣导人民；合国家人民的力量以极度的勤劳和刻苦来实行这个计划，以奠定物质建设的基础”。关于武力建设，蒋介石说：

在总理遗教中为武力建设所必须遵循实行的，要以军人精神教育和实业计划这两部书为主。实业计划一书，如从军事的意识言之，就是总理所订的一部最精密的国防计划。大家不要以为书中内容是专讲发展实业，只是从事经济事业的人应该参考研究的书籍，与我们武力建设无关，这是错误的见解。要知道，我们国家不讲国防则已，如果要建设真正的国防，必须依照实业计划所规定的五大计划，将全国的铁路、河道、海港，建设完成；各种矿产尽量开发，以军需为中心的各种重工业，尽力发展；以及粮食被服装具等基本工业，竭力建设，否则，便根本说不上武力建设。

在全面抗战的背景下，蒋介石仍提出要依照实业计划规定的五大计划，完成交通、工矿、粮食等的建设，以为武力建设之张本，可见孙中山实业计划对蒋介石经济决策的影响之大。

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仍多次指出实业计划为经济建设的根本政策，必须努力实行。蒋介石对引进国际资本助推中国经济建设非常重视，1939年5月7日，蒋介石在全国生产会议发表演讲，指出“总理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建设一个国家富强、民生安乐的国家。这也是本党革命的目的。总理在二十年前，就提出一个实业计划，这伟大方案，还是我们今天经济建设之根本政策。当时总理想利用欧战后的国际资力开发中国实业，今天虽然时过境迁，大规模的国际投资，一时也许不易，但仍要继续努力，一面尽可能地招请外资，一面尽最大努力来自力建设”。同日，蒋介石又在中央训练团训示：“经济建设当然应以总理实业计划为全国经济建设的纲领。但在基层工作上，应根据地方自治开始实行之遗教，以查户口、量土地、兴水利、开荒地、造森林、辟交通、教工艺、推行合作、管理粮食与实施积谷制度，为地方经济建设之初步；而以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为目的。”这说明蒋介石对经济政策的层次区分有着比较清楚的认识，且十分注意地方政策对孙中山遗教的遵从。

1941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书》，指出抗战与建国是一件事，要在抗战中积极建国：“什么是建国的意义呢？国父立志革命，首先举出‘建立民国’四个字作目标。当民国初年交卸政权之时，他就竭力提倡建设，要把中国造成为近代国家；所以建国的建字就是建设，就是要完成国家一切的建设。各种建设之中，当然以国防经济建设最为重要。国父在二十三年以前所起草的实业计划，是极完美的一部经济建设方案，同时也是一部极精实的中国国防建设的计划。”为加强对战时基本经济政策的掌控，蒋介石决定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内设立中央设计局，专门从事政策设计。2月22日，蒋介石出席中央设计局第一次会议，对设计工作进行指示，要求设计工作一定要以“总理遗教”为根据：

我们今后设计工作一定要以总理遗教作为根据，才能建立一个完整而切合中国国情的计划。因此，本局各位设计委员和工作人员，对于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如实业计划等）和十年国防计划，要特别注意，切实研究，尤其是总理十年国防计划是一部博大的建国要则，原着虽在总理广州蒙难时毁于兵火，于今仅存目录，但我们只要看到这个目录，就可以知道，总理对于中国建国工作眼光何等敏锐，规模何等远大。在总理的心目之中，早有一幅世界和平危机的展望，与我们中国独立生存的图案，要为我们国家民族策永久的安全，并且指示了努力的途径，我们现在设计中国建国的方案，实在不能不以总理这几种重大遗教为基础，然后才有中心思想，才不致漫无标的。

建国方案的设计只有以“总理遗教”为基础，才能有中心思想，而不致漫无标的，可见蒋介石政策制订的指导思想所受孙中山影响之深。但蒋介石并不主张照抄照搬孙中山实业计划，他也强调设计要适应环境的变化与需要，“现在的环境与总理订定实业计划时已有不同，而且我们在此二十余年之中，也增加很多实际的经验，但我们尽可斟酌环境的需要，根据过去的经验，在总理所订的原则之下，加以充实发挥，就可以订定一部‘实业计划’的实施方案，来贡献于国家，贡献于世界”。孙中山实业计划的主要构想，就是以世界大战后国际剩余资本来开发中国经济。因此，蒋介石对实业计划的“世界意义”也十分重视。3月1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开议，蒋介石出席并说明战时经济政策主张，提出实现实业计划，是世界与东亚和平的基础：“国父在第一次欧战结束时所提出之实业计划，不特为推行国防建设的基本方针，而旷观大势，更非完全实现此一计划不可。因为此次大战的规模，远过于上次的欧战，将来大战结束后的机器技术，如能输入中国发展中国经济，不独可以解决世界上因经济失调而造成恐慌与争夺的祸患，亦可奠定东亚和平百世之基础。不过，这必须我国能在战时树立国防经济基础，且能共同一致坚苦忍痛，以完成战时建设基本事业为前提，不自努力的国家，决无资格希望国外资本技术的援助与合作，即使有之，亦不是平等互惠的合作，这是我们应该深切明白的。此外无论在教育文化方面，国民生活方面，无论政府和国民，均必须根据这一方针作更大的努力。我们必须发扬民族道德，促进科学知能，普及国民教育，奖励劳动服务，使国民均能尽其建设国防之天责；必须抚恤伤亡，救济灾难，优待抗属，保护妇孺，并推进卫生教育，以谋人口之安全与健全。”为战后获得国外资本与技术的援助与合作，在战时就必须根据实业计划采取各种政策，完成战时基本建设事业。由此可见，实业计划对战时蒋介石基本经济政策设计有着严格约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抗战进入最为艰苦的阶段，但国际形势却朝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演变。在此背景下，蒋介石更为重视实业计划之实施。1942年11月21日，蒋介石主持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党政工作总检讨会，指出“本党当前最大之使命，厥为实行总理实业计划，建设三民主义之新国家。因此，建国大纲与总理实业计划之实施，即为本党今后一切党务与政治工作之总对象”。23日，蒋介石出席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总理纪念周，再次强调“今后的努力，就要以实行总理实业计划与建国大纲为总对象”。

为实施实业计划，蒋介石决定加强人才培养。1943年1月10日，蒋介石主持中央训练团党政高级班及国防研究院第一期开学典礼，指出：

政府就是为了要实行总理的实业计划，因而创设党政高级班和国防研究院来准备人才和技术，以为将来实行的基础。今天各位入学受训，就是来担负这个任务，将来实业计划能否实行，其责任完全在你们身上。这一点，各位文武同志必须一致认识！要知道：我们国防的建设，决非单独的军事可以成功，必须整个实业计划成功，国防才有巩固的基础，而同时我们党务政治社会各种业务，亦莫不可归纳为实业计划之一部分，党务政治社会建设之有无成绩，全视实业计划能否实行以为断。总之，总理的实业计划如能完成，就是我们建国的成功，亦就是我们三民主义的实现。

将实业计划能否实行视为国防建设，乃至党务政治社会建设等的关键，并将实业计划的完成等同于建国成功与实现三民主义，显然与蒋介石对此时中国所处国际环境的判断息息相关。同时，这也表明蒋介石高度认同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以实业计划为指导与蓝图。3月10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中国经济学说》，对以民生主义为指导的经济总政策进行阐述。关于实业计划在经济政策体系中的地位，蒋介石指出：“民生本位，计划经济，民生与国防之合一，这三点是我们民生主义的基本原则。详细地说，我们国父取西洋工业社会经济学说的精义，纠正他们的弊病和缺点，而以中国的经济的原理为本位，贯通起来，创造民生主义的最高原则。根据这个原则，构成伟大周密的实业计划。我们国父的实业计划即是国防经济计划的基础。”。4月4日，蒋介石出席三民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理纪念周，指示要实现三民主义，就“要依照总理实业计划的指示，建立起一个现代的工业化的中国”。要实现建立现代工业化中国的经济建设目标，必须以实业计划为指导，可见实业计划在蒋介石经济政策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随着抗战形势日渐明朗，蒋介石确信中国抗战不久将取得胜利，因而，他开始思考与筹划战后经济建设政策。1943年4月20日，蒋介石出席工业建设计划会议并发表演讲，指示工业建设方针政策：“今后工业建设，应由国家经营，抑国营与民营并重？此一问题，目前一般社会尤其企业界极为重视。根据总理实业计划之指示与民生主义节制资本之主张，则一切大规模之工业建设，皆应由国家经营。然此一原则之实行，仍须斟酌建设时间、国防环境与国家经济条件如何而定。以我国目前所处之环境及现有之经济条件与社会情形而言，本席以为抗战结束后之最初十年间，我国重要工业建设，尚不能全部国营，必须采取国营与民营并行之方式，且有若干工业，民营较之国营尤为便利者。”。蒋介石对工业建设政策的指示说明他对实业计划必须适合现实国情有着十分明确的认识，当孙中山经济思想的政策原则与现实政策环境发生冲突时，蒋更愿意迁就后者，而不是拘泥于“总理遗教”的条条框框。9月6日，蒋介石出席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再次指出要加强国际经济合作，充分利用外资与技术：“我们讲到经济，决不能只看到战时经济，只注意如何维持现状，渡过难关。我们此时就要准备战后经济的建设，实行总理民生主义与实业计划。这就要确定两个主要的目标：（一）要促成中国工业化；（二）要提高人民生活。为实现这两大目标，我们一方面要自力更生，刻苦努力，同时一方面也要与国际经济相配合，与世界友邦密切合作，这就是要利用外资与技术，来完成我们的建设。所以此次全会对于国际经济合作政策以及对外贸易等各种方针，也要有一个妥善的决定。”。在蒋介石推动下，9月11日，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战后工业建设纲领案》、《确定战后奖励外资发展实业方针案》。9月18日，蒋介石出席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指出“战后经济建设的开展，应该在战时即有充分的准备，我们要完成建国大业，必须实行国父的实业计划，使我们中国得以工业化，同时使我们国民生活得以提高。……而且在这次抗战六年之中，我们过去产业分布偏枯畸形的趋势，已有改正，西北西南，日就繁荣，轻重工业，平衡发达，国营民营，各有成就。因此这一次十一中全会决定了‘工业建设纲领案’和奖励外资的方针，政府认为我们战后的经济建设，应该以自力更生与国际合作同时并进，而一切规模，必须及早奠立。这件事关系重大，经纬万端，也希望参政会同人，注意研讨，供献意见，并鼓励全国同胞与有志青年，共向建设的大道而努力迈进”。实现工业化，并且以区域开发、自力更生与国际合作为手段，这是蒋介石对中国经济建设必须以实业计划为指导的再次确认。在抗战即将结束之际，蒋介石的这一政策宣示显然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1945年，抗战进入最后阶段，面对即将来临的胜利，7月7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展望实业计划的前景：“我们加盟国的密切互助以及向盟友接触学习机会的加增，使我们国父以国际合作，促使中国工业化的实业计划有了实现的保证。我们一旦打倒了敌寇，不但民族民权主义可全部完成，而且民生主义也可以整个实现，来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补偿战时所受的残破牺牲。”这一书告暗示，虽然在遭受“残破牺牲”的抗战时期没有全面实现实业计划的可能，但战后国际环境的改善却提供了国际合作共同开发中国实业的机会与保证。这也显示了蒋介石以对外开放来推进实现民生主义的坚定决心与基本政策。

在抗战准备与持久抗战的政策环境之下，蒋介石坚持三民主义“是我们中国革命抗战力量的源泉，也符合这一次大战中反侵略盟邦作战的理想和目标。所以我们党员以及国民最大的责任，无过于实行三民主义”。这一认知促使蒋介石提出在抗战中建国的战略构想。就战时经济政策而言，蒋介石确实力图贯彻孙中山经济思想之民生主义与实业计划，所制定或采取的诸多政策措施大都可以从“国父遗教”中找到思想来源。意识形态对战时经济转型与制度变迁的制约作用由此可见一斑。然而，由于受到战时政策环境与国民党组织结构等因素的制约，蒋介石战时经济政策设计与政策实践存在较大差异，其经济思想又具有多变性，有时甚且前后矛盾。可以说，蒋介石战时经济政策的实际形态，很大程度上是对日抗战环境与革命建国目标的历史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