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勇：蒋介石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

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是蒋介石于1935年4月1日发起的全国性经济建设运动，蒋介石关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一系列论述，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对战时经济建设的思考与基本政策，由此也可窥见他对中国经济建设的全盘筹划与理想。学界此前对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研究，主要是从南京国民政府的角度着眼，评述这一运动的开展过程、主要内容与实际效果。本文则力图以运动的发起者蒋介石为论述基点，探讨他在运动开展过程中的诸多论述及相关思考，从而使我们对蒋介石经济建设思想与政策有一个大致的了解，并进而深化对蒋介石推动战时经济转型独特作用的理解。

一、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思想背景

蒋介石为什么要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论者多已指出其动机之一即为对日抗战的经济准备，是一场战前的民众经济动员运动。蒋介石也坦言，“中正在九一八以后，一面倡导新生活运动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对抗日战争作精神与物质的准备。”但是，除此之外，蒋介石发起这一运动，显然还有其更为深远与宏阔的思想背景与政策考量。在蒋介石论述与阐发民生主义乃至三民主义的思想谱系之中，“抗战”之外，“建国”的深谋与远虑，亦是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得以发起与展开的思想原动力之一。

（一）蒋介石对经济建设的高度重视

依据孙中山《建国大纲》之规定，1928年10月，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训政纲领》，宣布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实行“训政”。1931年5月17日，蒋介石在国民会议发表演讲，强调增加生产为实行三民主义之根本：“中国今日陷于国贫民困之状态，必须在经济上有自给自足之能力，而后方可言实现民族之独立；亦惟国家在经济上有自给自足之能力，而后国民有均给均足之享受，故增加生产，实为实行三民主义之根本。代表诸君回归之后，希望特别阐述此义于国民，农民能每年增加一斗之农产，工人能每日多作一小时之工作，即国家与民族，可少受一分外国经济力之压迫。”蒋介石要求代表“回归”后，号召工人、农民“每年增加一斗之农产，工人能每日多作一小时之工作”，显然已有了动员广大民众开展经济建设的初步设想。

1931年“九一八”之后，由于日本侵占东三省与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中国经济开始日渐衰弱。蒋介石愈益感到经济建设的重要。1932年10月31日，蒋介石在长沙各界扩大纪念周发表演讲，明确指出：“立国的两个要素是什么？第一个是经济的基础，能使社会安宁，人民能够生活。我们中国古人，也讲‘衣食足而后知礼义’，这即是明证，我们救国第一个要素就是经济。”经济是复兴民族与恢复失地的第一个要素，有这样的认识，此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开展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1935年夏，全国各地发生水灾，“受灾区域，遍于长江黄河流域之诸省，禾稼淹没，村舍陆沉，田庐财产损失之巨，不可数计”。8月8日，蒋介石致函各省当局，指出“中国今日根本之危机，全在国民经济之残破”，并要求致力于水灾善后及经济建设：“故今日唯一要务，端在集中全国上下之心思才力，以挽救此垂亡之经济。自经此次水灾，益觉国民经济建设为刻不容缓之要图。诚以任何民族，唯能勤奋自勉，刻苦砥砺而图存，斯有生存于世界之权利，而荣枯兴替之所由判，则又视其制驭天然，与战胜环境之努力如何。”将从速开展国民经济建设上升到生死存亡的高度，在当时日本在华北蠢蠢欲动，而中国经济危机又已“达于极点”的情况下，可谓正当其时。

1935年9月16日，蒋介石在峨眉军官训练团发表演讲，指出“所谓物质建设，也就是‘经济建设’，我前次已讲明经济是国家生命力的三大要素之一。……本来建设就是我们革命的目的，我们革命，就要来建设一个三民主义的新国家，当然要从种种方面努力，最主要最根本的工作，就是物质建设”。物质建设如此重要，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就成了建设三民主义新国家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1935年10月14日，蒋介石发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意义及其实施》，指出：“故目前吾国唯一急要之问题，乃为如何挽救此已就崩溃之国民经济，而使人民获得相当之生活；为如何解决货弃于地而民困于野之矛盾可耻的现象，而谋国民经济之发展。因此认为今日须有一种运动继新生活运动之后而起，即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是也。”可见，对中国经济之“残破”与“危机”的现实体认，是蒋介石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重要原因。

1937年7月18日，蒋介石在庐山暑期训练团发表演讲，强调民生问题是建国工作的中心：“民生问题实占建国工作上最主要的中心地位。民生首要在日常生活问题：如上所说，民生的范围是非常广大，但实际上民生之主要问题，还在于全体人民的日常生活，即食、衣、住、行之四大需要，人类一切的经济活动，可以说都为要解决此日常的实际生活问题。”既然人类一切的经济活动，都是为了解决民生的主要问题，那么，经济建设在民生主义乃至三民主义之中的重要地位就显而易见了。

由上可见，蒋介石之所以高度重视经济建设，主要来自于理论与现实两个维度的考量。从理论上来说，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建设之首要在民生”，经济建设就是实行三民主义的根本；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无论是中国经济的“残破”现状，还是对日抗战的经济准备，都必须高度重视经济建设。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双重考量，即预示了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战建国纲领》的提出。

（二）蒋介石对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理论定位

在蒋介石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建设理论中，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处于何等地位？搞清楚这个问题，是全面、深入理解蒋介石推动战时经济建设独特作用的关键所在。1935年9月8日，蒋介石在峨嵋军官训练团总理纪念周发表演讲，提出现代国家的生命力“第一就是教育，第二就是经济，第三就是武力”，但“自民国成立二十多年以来，都没有真正照着建国的方法来努力培养这教育、经济、武力三种的生命力，所以直至现在国家还只有一个形式，而没有真实的力量；始终不能建设起现代的国家”。蒋介石认为，民国成立以来，没有真正照着建国的方法来努力培养教育、经济、武力三种生命力，是不能建成现代国家的主要原因。显然，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则力图从经济方面振衰起弊，以复兴民族。

蒋介石认为，建国有三要素，即精神、物质与行动：“我们分析人类一切活动，大概都包含有精神、物质、行动三方面，而我们艰难巨大的建国工作，更要从这三个要素上面加以推进，我们要同时提高精神的力量，要增进物质的利用，要促进行动的普遍与积极，而后三个要素才能相结合联系，以发挥巨大的功用，来完成建国的事业。”在蒋介石看来，精神、物质与行动对于推进艰难巨大的建国工作而言，是不可偏废的。而物质方面，就是要推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我们在建国进程中所感到最痛苦者，为物质的缺乏，因物质的缺乏，影响到国民生活的困穷，物穷而弱，同时更影响到国力的不振。……我们知道中国不是没有土地和物产，而是地不尽其利，物不尽其用，唯有推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使社会一致起来努力，才能解决物质缺乏问题。”蒋介石的建国理论，由建国目的、建国的究竟（建设的首要在民生）、建国要素、建国的入手方法与建国的原动力等各部分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在建国运动中的作用，是为了解决建国三要素之物质的问题，进而与新生活运动、劳动服务运动一起，并通过推行地方自治、培养国民能力的管教养卫等方法，以达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力、物尽其用、事尽其功”，最终实现三民主义，完成建国。从孙中山三民主义体系中寻找思想资源，并加以发挥，从而使政策主张合法化，是国民党与蒋介石常用的政策表达模式。

蒋介石发起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并非只为对日抗战的经济准备这个紧迫的“短期”目标，“建国”——建设三民主义中国——的长远考量，也是蒋发起这一运动的根本动因与思想背景。正因为如此，在全面抗战处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危急时刻，蒋介石仍多次提出要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1939年10月1日，蒋介石主持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第四期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讲，提出实行地方自治的基本要务“第一是新生活运动和劳动服务运动，第二是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第三是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一定要使这三种运动，普遍深入的发动起来，真真实实的一致作到，才能够达到地方自治的目的，建立三民主义的新国家”。蒋介石即使退据台湾之后，仍念念不忘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现代经济的目的与我们现代化经济的前提，乃在均富与安和……而实业计划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又为实现此一功能和属性的正确途径。”可见，虽然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涵与措施会有所差异，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作为建国要素之一，在蒋介石的意识形态与理论体系之中，具有一定的恒久性。因此，我们分析蒋介石对战时经济建设的推动，必须从国防与民生、抗战与建国的双重角度来考察。

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

前已述及，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在蒋介石的建国理论之中，是为解决建国三要素之物质的问题，除此而外，尚有新生活运动与劳动服务运动与之并驾齐驱，为蒋介石所看重。早在1934年2月，蒋介石就已在南昌发动新生活运动，以加强建国三要素之精神建设。关于新生活运动的思想渊源、实质、特点、实效和作用，全面抗战初期，蒋介石又发起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关于蒋介石发动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原因，张生、周宗根认为“强调精神力量可以战胜物质力量的‘力行’哲学是运动发起的思想基础，日本抢先发动精神总动员刺激并启发了蒋介石，而作为抗战时期国内政治主要层面的国共关系的逆转对运动发起的形态和实质产生了关键的影响”。对于物质（经济）建设与精神建设、国民经济的全盘筹划与整体思考多有助益。

（一）蒋介石论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

1934年2月5日，蒋介石在浙江省政府扩大总理纪念周发表演讲，讲到精神建设与物质建设的关系，他指出：“……当然在物质方面我们也应当努力建设，但在物质建设之先或者说比物质建设更加重要的，就是精神的建设，即必须格外注重教育以奠定建设和救国之精神的基础。这个精神的基础是一切物质建设的前提，是救国革命复兴民族的动力，没有这个基础，一切物质建设就没有根底，要完成革命复兴民族不可能。”精神的基础是一切物质建设的前提，决定了新生活运动先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而发动。

为筹划建设战略大后方，加快西南地区的经济建设，蒋介石在1935年5月巡视西南与西北。5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云南省党部扩大纪念周发表演讲，进一步论述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的关系：

我们今后要建设国家复兴民族，在物质方面固然要使一切产业近代化，以谋经济的独立；但是如果不同时在精神方面，注意发扬民族的精神，提高民族的道德，则国家的产业和经济，以现在所处的环境而论，一定是很难进步；即算可能，也将成为畸形的发展，前途非常危险，终究不能救国救世！……兄弟敢说：如果单在物质方面求工业的发展，而不在精神方面求民族道德的发扬，是不能自救救人的。我们要真能挽救国家，复兴民族，并且进而拯救世界，造福人类，必须物质的建设与精神的建设，双管齐下，并程并进！

蒋介石认为，“如果单在物质方面求工业的发展，而不在精神方面求民族道德的发扬，是不能自救救人的”。以发扬民族精神与提高民族道德的精神建设，为工业建设与物质建设奠定基础，从而实现复兴民族的目的，是蒋介石建国理论的一个重要思路。因此，蒋介石非常重视精神建设与物质建设的全面发展，这也是他发起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思想基础。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在武汉举行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并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4月3日，蒋介石在武汉各界扩大总理纪念周发表演讲：“我们要建立国家，就要推行五种建设——一是心理建设，二是物质建设，三是社会建设，四是政治建设，五是武力建设，这五种建设能够成功，三民主义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才能够真正建立起来！这五种建设，是要建设五种力量，就是精神力量，社会力量，物质力量，政治力量和武力。这些力量总合起来，就是国力。国家的力量，这五种中不能缺少一种；否则，建设不能成功，主义便不能实现。”心理（精神）建设与物质建设还必须与其他建设“总合”起来，才能够真正建立起“现代化的国家”，“否则，建设不能成功”，这是蒋介石建国理论系统性的重要特征，也表明了他当选为国民党总裁后，对“建国”方略的整体规划与将要采取的政策措施。在全面抗战的危急时刻，蒋介石一度认为精神的力量超过一切物质：

精神是创造物质之母，是运用物质之主，精神的力量实在是超过一切物质。总理曾经说过：“武器为物质，能使用武器者全赖精神；两者相较，精神力量居其九，物质力量仅占其一。”总理手创中国革命大业，赤手空拳，造成今日伟大的中华民国，以及本党以后誓师北伐，扫除军阀障碍，完成国家统一，无一次不是精神制胜，都是有史实足以证明的。就以西方各国来说，也莫不如此。例如德国要算物质文明最发达的国家，但德国人常说：“德国不仅需要武器，更需要负载武器的精神。”

中国物质文明比较落后，需要精神文明来补足，有这样的思想认识，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发起就顺理成章了。在蒋介石的理论体系中，无论是建国三要素、五大建设，还是现代国家的生命力，物质或物质建设都不可能单独存在，而必须与其他部分密切配合，相互促进。显而易见，这种整体与系统的思路，具有相当的合理性。

（二）蒋介石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

既然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的关系在理论上如此重要而密切，作为两者实践与具体化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其关系自然就非同一般了。“为挽救今日民族之危急，与解除全国民众之痛苦，须有一种运动，继新生活运动而起，其名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宣言，就是明证。

1935年4月20日，蒋介石研究经济建设计划，提出“经济建设与新生活运动之分别：甲，新生活为道德，为精神，实为经济建设之体，而经济建设则为物质，为行动，亦为新生活运动之用也。总理以民生主义为三民主义之基础中心，经济建设运动实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基点，亦民生主义运动也”。在10月14日发表的《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意义及其实施》一文中，蒋介石进一步明确解释道：“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二者实相为表里，故必须相辅而行。盖新生活运动为民族的，为修身的，着重于道德与精神方面为主，实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证。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为民生的，为生产的，着重于行动与物质方面为主；实亦为新生活运动之用。新生活运动所以奠立民族之精神的基础，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则所以充实民族之物质的基础，故二者实缺一不可者也。”以上论述表明，蒋介石建设“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基本路线，非常注重传统伦理、道德与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对经济转型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而且，这种推动是不可或缺的，就整体的现代国家建设而言，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甚至是“缺一不可”的。

关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在国家建设战略之中的地位，蒋介石援用孙中山的有关理论，解释说：“现代的国家是一个最发达的有机体，这个有机体的生命力，就是由‘教育’、‘经济’、‘武力’三大要素或者说三种力量结合而成。我们如果本着这个意思来看总理的遗教，格外可以深切理解。总理遗教之‘心理’、‘物质’、‘社会’、‘政治’四大建设，与我所讲‘教育’、‘经济’、‘武力’三种生命力可说都是息息相关完全一致的。任何一部分的工作，与其他各部分的工作，都有密切的关系，都有相辅而行，相需而成的作用。我们为易于明了和体认起见，如果要分别来讲，那么‘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一部分主要的工作以及全部‘心理建设’的工作就是‘教育建设’，而新生活运动实为最普遍而又浅易最基本亦最切要的教育建设运动。‘政治建设’的一大部分以及全部‘物质建设’的工作就是经济建设，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实为目前最急要最根本的经济建设运动。最后，无论是‘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和‘政治建设’，无论是‘教育建设’和‘经济建设’，一切都是以国防为中心，即一切都是‘武力建设’。”诸多方面的建设共同发展，“相辅而行，相需而成”，构成完整、系统的国家建设基本路线，而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和新生活运动为推进实施基本路线的战略举措，由此可见“二者实缺一不可”的根本所在。

1936年1月1日，蒋介石对全国国民播讲《国民自救救国之要道》，阐释国民要自救救国，唯有以新生活运动，奠定国家道德精神之基础，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促成物质文明之进步：

新生活运动的目的，是要改良国民的生活习惯，从而增进国民的道德，发扬民族的精神，以改善国民的精神生活，而完成国家精神的建设。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目的，是要发挥国民劳动创造的能力，增加国民生活的数据，从而改善国民的经济生活，完成国家物质的建设。精神和物质两种建设，是互相关连，互相影响，互相助成的。偏废其一，则俱难成功；同时并进，则事半功倍。所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必须相辅而行，亦必然相得益彰。

蒋介石的以上论述，对精神建设与物质建设、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关系作了更为明确与具体的阐释。蒋介石同时指出，“以新生活运动来奠定国家道德精神的基础，同时再要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来完成国家经济的建设，促成物质文明的进步，才能够使国家健全发展，也才能救起国家，复兴民族”。这一论断就其逻辑形式来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有其独特的价值。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实施要项，随着时空的推移，在开展的过程中也经历了多次变化。

三、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实施要项

1935年4月1日，蒋介石在贵阳发起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此后数年间，在抗战与建国的双重维度下，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得以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并取得一定的实效。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全国总动员的实行与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在蒋介石的理论体系与政策宣示之中，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仍继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蒋介石对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实施要项的政策设计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

（一）局部抗战时期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实施要项

作为抗战建国的重大基本战略，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开展事先必有关于目标、手段、实施要项等要素的政策设计与理论创造，作为运动的发起者，蒋介石当然对此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并多次对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实施要项进行界定，以把握运动的发展方向，加强对战时经济建设的有效掌控。

1935年4月1日，蒋介石在贵阳发表通电，提出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以“振兴农业、改良农产、保护矿产、扶助工商、调节劳资、开辟道路、发展交通、调剂金融、流通资金、促进实业为宗旨，而以革除苛捐杂税，减免出口税，要求新矿法之实施，禁止纸币之滥发为建设国民经济之初步”。上述宗旨与措施的提出，皆针对当时阻碍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可谓切中时弊，乃“当务之急”。因此，蒋介石的通电立即得到了政界高层与名流学者的响应，林森、汪精卫、宋子文等人纷纷发表谈话与演讲，专家学者则发表文章，组织座谈会，热烈讨论国民经济建设有关事宜。

1935年10月14日，蒋介石发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之意义及其实施》一文，对开展运动的动因、目标、手段与步骤等要目进行了全面、详细的阐述。其主要内容与最重要者当为实施要项，主要内容为：振兴农业；鼓励垦牧；开发矿产；提倡征工；促进工业；调节消费；流畅货运；调整金融。

上述实施要项集中反映了蒋介石在局部抗战时期所主张与推行的经济建设政策，如振兴农业之合作社，就为蒋介石所特别重视，在蒋的推动下，农村合作化运动一时蔚为风潮。提倡征工之兵工政策，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的指导下，得到广泛开展，其中尤以兵工筑路成效显着。蒋介石曾于1934年10月1日电令全国经济委员会拟订《兵工筑路计划大纲》：“行营现拟起草军事整理方案，其中兵工实施计划部分应规定治水、筑路、屯垦为主要任务。惟此间参阅资料极为缺乏，务请各就主管部分已有材料代拟计划大纲并注意下列数点：（一）适用兵工之区域及工程项目（二）各项工程所拟能容纳兵工之人数（三）包工、民工及兵工费用之比较（四）技术训练事项（五）各项经费之概算（六）过去各项工程采用兵工制之利弊（七）简要图表，从速飞寄南昌行营第二厅，以便汇同研究为盼。”《蒋介石致全国经济委员会电》（1934年10月1日），全国经济委员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44，目录号：2，案卷号：229。又如流畅货运之发展交通，蒋介石就十分重视，并亲自指导、协调筑路事宜。再如调整金融之健全货币政策，在本年11月亦得以实行。

1936年5月16日，蒋介石在南京高级行政人员会议闭幕时发表演讲，关于国民经济建设实施的要项，提出四件事情“希望大家以后要特别注意”：（1）继续发展交通；（2）特别加紧造林；（3）积极举办地政；（4）奖励生产与贮蓄。将发展交通放在首位，这反映了蒋介石对经济建设重点的思考与关注，作为权力核心与行政院院长，蒋介石的指示自然会影响到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倾向。而蒋介石对局部抗战时期的交通建设也倾注了大量精力，公路、铁路、航空等现代交通网络的扩展为促进经济发展与坚持对日抗战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1936年9月15日，蒋介石出席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委员会广东省分会成立典礼并发表演讲，指出“任何运动，有其普遍之目标，亦必有其因时因地适合事实之特殊的先务”。蒋介石并指示广东省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今后工作进行要点：（1）运动宜求其普遍；（2）提倡节约；（3）欢迎华侨投资；（4）保障投资安全。上述要点皆针对广东省的“情势与需要”，如提倡节约，是因为蒋介石认为“粤省民情习于奢侈浪费，较之他省为特甚”。可见，蒋介石虽致力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普遍推行，但对各地特殊情形亦有清醒的认识，并主张采取各具特色的政策措施。

总的来说，上述实施要项虽有抗战的经济准备之意涵，但从政策表达来看，主要还是侧重于“建国”，以发展经济为主要目标。

（二）全面抗战时期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实施要项

全面抗战爆发后，“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成为国民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适应抗战形势发展的变化与战时经济体制的建立，蒋介石对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政策设计，也相应发生了改变。

1939年5月7日，蒋介石在全国生产会议发表演讲，勉励企业家在艰苦中拥护抗战，强调“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提倡有年，但必须告诉大家，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离完成之日还远得很，这个运动还要继续下去，今天在抗战时期，更要加倍努力，迅速完成这个运动”。关于战时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实施要点，蒋介石指出：第一，要集中资本，扩张生产；第二，今天在军事时期，一切生产必须以国防为中心；第三，要发展固有生产，保持全国的经济自给；第四，要研究科学技术，提高生产质量；第五，要厉行节约，蓄积建国资财；第六，要劳资合作，提高生产纪律。

显而易见，以上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实施要项皆以经济抗战为根本目标，主要是关于经济建设的原则与策略规定，而局部抗战时期的实施要项则以经济部门或产业政策为主。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实施要项从民生到国防的转变，是由抗战形势变化所导致的。

关于战时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应特别注意的事项，蒋介石指出“现当战时，更应注重生产的增加和消费的节约，所以目前倡导经济建设，更要普遍提倡并实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劳动服务节约运动。凡轻而易举之事，先行着手赶办。尤其开垦荒地和管理粮食两项，在基层工作上要各地特别注意，这是总理遗教中所特别注重的事项，也是一向以农立国的我国，不可缺少的设施”。粮食问题是关系军粮民食与抗战前途的关键，蒋介石对开垦荒地和管理粮食特别注重，从而使得战时粮政在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体系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蒋介石对战时粮食管制更是亲自指导，粮食问题的解决为持久抗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笔者另撰有《蒋介石与战时粮食统制》一文对此进行专门探讨。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到全面抗战后期，对日抗战的形势渐趋明朗。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一文，阐述战后建国战略的构想。关于经济建设，蒋介石指出“抗战五年半以来，中国的国民经济已趋向于国防与民生的合一。不平等条约的撤废，更能使中国以独立自由的地位，迈进于经济独立‘自力更生’的大道。中国之‘自力更生’，尤以‘工业化’为当务之急。故今后国民的经济建设，应以发达工业经济为基础。其最重要的条目，为准备实业计划的实施，由此以完成我们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的基本政策”。蒋介石明确提出“工业化”为当务之急，今后国民经济建设应以发达工业经济为基础，这是他根据形势的变化对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实施要项所做的调整。如同新生活运动，从局部抗战到全面抗战，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经历了一个从全面推行到逐渐沉寂的过程。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蒋介石对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实施要项也及时进行了调整，以适应抗战建国的现实需要。而蒋介石的有关论述集中反映了他对战时经济建设的整体思考与筹划，并对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与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如此，如同新生活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也并未如蒋介石所愿实现最终的目标。“建国”理想与历史现实之所以相距甚远，不外乎理论设计、政策执行与宏观环境等方面的原因。概而言之，理论设计脱离现实国情、行政系统执行政策不力、对日抗战的紧迫环境，皆是现实背弃理想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战时国民经济建设运动的发起有着深刻的思想背景，在蒋介石论述与阐发民生主义乃至三民主义的思想谱系之中，“建国”的深谋与远虑，是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得以发起与展开的思想原动力之一。蒋介石不但对物质建设极为重视，而且对伦理道德、传统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对经济转型与发展的重大推动作用寄予厚望。因此，在蒋介石的建国理论与政策实践中，国民经济建设运动与新生活运动必须相辅而行，“缺一不可”。虽然“国民经济建设运动者，以建设国民经济即解决民生问题为目的，与国家经济政策范围有广狭之殊”，但从宏观的视角来考察蒋介石与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可以使我们对蒋介石的经济建设思想有一个比较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