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富有中和性。在政论上,虽偶然有极端主张,如法家的极端专制,道家的极端放任。然他们学说,均不久而转变。实施这种学说的,如商鞅、吴起、李斯等,专行法治;晋、宋名士的崇尚老、庄,也均不久而失败,终不能不转到主张中和的儒家。中和的意义,是“执其两端,用其中”。就是不走任何一极端,而选取两端的长处,使互相调和。
西方各民族中,只有希腊人与中国人相近。所以雅里士多德也倡中和说。他所说的节俭,是奢侈与吝啬的折衷,勇敢是暴乱与怯懦的折衷,正与“执其两端用其中”的界说相合。但是,此外西方各民族的性,都与此不同。所以,雅氏的中和主义,在欧洲竟没有发达。然彼等二千年来,在两极端间往复摆动,不能不时触中点;且以多数民族分别尝试,经验宏多。故近日已渐有倾向中和的理论与事实。
究以与固有的民族性不相投,所以进步不能很快。孙先生所以说:“欧美关于管理物的一切道理,已经老早想通了,至于那些根本办法,他们也老早解决了;至于欧美的政法道理,至今还没有想通,一切办法,在根本上还没有解决。”到底那个能想通政治道理,并且能解决根本办法,只有我们孙先生。他的办法,就是三民主义。孙先生固然对于欧美的政治道理,研究得很博很深,然而他所以能想通的缘故,还是因为受了本国中和的民族性与中和的历史事实之大影响。我们现在就三民主义演讲中,时时见到中和性的表现。试举其例如左:
主张保存国粹的,说西洋科学破产;主张输入欧化的,说中国旧文明没有价值。这是两极端的主张。孙先生讲民族主义的时候,说中国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要把固有的道德、固有的知识、固有的能力恢复起来,是何等的看重国粹!然又说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又说,我们要学外国,要迎头赶上去,不要在后赶着他。这又何等的看重欧化!
孙先生讲五权宪法的时候,说外国有三权分立的宪法,就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划分;但中国亦有三权分立的宪法,就是兼立法、行政、司法三权的君权,与考试权、弹劾权的划分,这两面都有缺点,所以要采取两面所长,用欧洲三权分立的制度,而加以中国特有的考试、监察二权,名为五权宪法。这岂不是国粹与欧化的中和性么?
主张开明专制的,说人民难以图始;主张极端放任的,说政府可以不设。这也是两种各偏于一方的态度。孙先生讲民权主义,把权与能划分得很清楚,政府应当万能,所以把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个治权,都交给他,要他负起责任。人民应当有权,所以把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的四种政权,都行使起来,就可以驾驭政府。这岂不是人民与政府两方权力的中和性么?
主张自由竞争的,维持私有财产制;主张阶级斗争的,要没收一切资本家所有。这都是两极端的意见。孙先生用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两法来解决这个纠纷,不是突然把私有财产没收,而是渐渐的化私为公;不是共现在的产,而是共将来的产,这岂不是经济革命的中和性么?
其余如地价登记时,价由地主自定,而有按价抽税与照价收买两法,可以互相调剂;在训政时期,中央与省之权限,采均权制度,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无一非中和性的表现。孙先生伟大之精神在此。凡是孙先生的信徒,都应当体会此种精神,才可以尽力于孙先生的主义。
(下文被略,不知内容为何,摘自大陆出版物。原载1928年9月16日《三民半月刊》,第1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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