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自《誰是新中國》上卷第六章，題目為編者加
中共從來就是分裂國家的罪魁禍首
本書下卷早已揭露了中共於三十年代在蘇俄命令下分裂祖國和製造兩個中國的事實。現在我們同樣有必要將中共在民族問題上前後兩個截然不同的政策予以釐清。
因為中共為蘇俄一手扶植和豢養，所以，在奪權前為了適應和執行斯大林專製帝國的對外擴張及顛覆政策，中共曾在建黨後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宣稱：「必須要讓蒙古、西藏及新疆自治，並且將他們轉化為民主聯邦。」實際是要他們化入蘇俄聯邦。
1925年，中共即在蘇俄的授意下，贊成外蒙古獨立，並贊成蘇俄在外蒙古駐軍。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宣稱：「如果不承認民族的自決權及分離權，中國是無法統一的。」1929年，蘇俄曾為中華民國政府要收回在東北的主權而大舉侵略中國，這也是孫中山創建的中華民國第一次遭受外敵的大規模侵略。但彼時的中共，卻決策「武裝保衛蘇聯」以裡應外合，並連續發出十數號通告，命令中共江西紅軍發動大規模武裝叛亂，命令中共城市地下組織發動大規模武裝暴動，以策應蘇俄對我國的大規模侵略戰爭。1931年「九一八」之後，中華民國雖然國難當頭，中共卻在蘇俄命令下，於是年蘇俄國慶節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其「憲法」竟明文規定：「各民族有民族自決權，少數民族有分離及宣告獨立的權力……」
然而，1939年，當中共因決策日蔣火併和假抗日真擴張的陰謀策略，而擴張成了擁有五十萬不抗日的農民造反大軍之時，毛澤東乃第一次提出了「民族問題說道底還是階級鬥爭的問題」的理論，並從此將階級鬥爭的原則視為解決民族問題的方針。這個方針，在中共奪取政權後終於成為中共決策少數民族問題的根本方針，中共亦從此為了在全中國建立和實行他們的全方位專製復辟統治，而在這個鬥爭理論的指導下，居然對自己曾決策的上述「民族政策」遺忘罄盡。
中共製造了迄今為止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民族裂痕、民族矛盾與民族仇恨
正因為漢族文明統一理念在歷史的長期發展中逐步得以形成，所以，中國境內民族之間的矛盾、裂痕和仇恨亦在逐漸地減少，大規模的和持續的民族衝突，已經基本得以消泯。
但是，自1949年中共奪取政權之後，這種矛盾卻在一派虛假的輝煌團結局面之下，在武裝和暴力的統治和壓迫之下，迅速地、並且是劇烈地發生和發展起來了。首先，對少數民族實行自治的允諾，蓋因自治區州、縣黨委的同時成立，而變成了轍頭轍尾的假話。其次，「民族鬥爭問題說到底還是階級鬥爭問題」的理論，又驅使著中共在少數民族地區，對少數民族人民實行「分而治之」的專製統治策略，以造成少數民族內部的分裂和對抗。
再者，在上述行為得手之後，中共即開始以「馬教」來誘導和壓迫少數民族的宗教，既誘使部分少數民族人民轉移宗教信仰，以製造少數民族地區在信仰上的分裂，又逐步地、並且是迅速地企圖用「馬教」代替少數民族的宗教，以在少數民族地區建立和健全中共獨尊「馬教」的反動教政合一政體，並以決策大量漢族移民的辦法，企圖將少數民族地區的人民，變成少數民族地區真正的少數民族。自然，這一切均必須在中共暴力專政的前提之下以進行之。但中共的收穫，卻是終於逼迫著少數民族人民開始了對他們的暴力反抗。由是，中共亦因圖窮匕現，而開始大規模地和殘酷地鎮壓少數民族的叛亂，亦不管這個叛亂是自發還是自覺，是有理還是無理，是中共陰謀誘發還是由少數民族人民自己發動。
1950年中共炮轟大小涼山，意在對彝族人民轟盡殺絕的滅族之舉，其誘因乃是中共自食其言，才迫使彝族人民要求中共兌現曾經答應給予的自治權力。（注1）1959年的所謂西藏叛亂，便是中共在青海誘發的結果。（注2）一九七零年代在內蒙古發生的「內人黨」事件，便是中共利用一個蒙族共產黨作家的所謂交待，而對蒙古人民所進行的大規模血腥鎮壓。（注3）八十年代西藏的歷次叛亂，雖然大多數是西藏人民對中共暴政的自發反抗，但是，西藏人民自發反抗和有組織反抗中共對他們的長期殘暴專製統治，不僅有理，而且值得同情和支持。因為數十年來，中共對西藏、西藏人民和西藏宗教文明所犯下的不可饒恕的罪行，已使得這一反抗具有正義性和合理性。否則中國大陸人民反對和反抗中共一黨專政的民主抗爭，也就無理可言了。
一個對自己的同族人民尚且能夠多次施行公開鎮壓和屠殺的專製政黨，其對少數民族地區人民反抗的血腥鎮壓和屠殺，不僅可以想見，而且不難想像。在中共當政的近五十年歲月裏，在中共至少殘害了七千萬無辜同胞生命的統治「實績」裏，中國境內的少數民族人民究竟被中共無辜殺害了多少，也隻有在中共殺人檔案解密的時候，才能為世所知。
顯然，中共對少數民族進行瘋狂迫害和鎮壓的明顯惡果，便是對在數千年中才逐步形成的漢族文明國家統一理念的徹底破壞，便是民族裂痕和民族仇恨的急劇加深和民族問題的急劇惡化。特別是隨著中共專製統治的被迫弱化及其對亡黨亡國的日益擔憂，中共為強化專製統治而對本族人民和少數民族人民所進行的更加殘酷的鎮壓，實際上正在給中國境內民族問題的爆發，埋下了巨大而且深重的歷史性危機。
中共將留下中華民族民族問題的痛苦遺產
一個不幸的事實即是，由於在近五十年的時間裡，中共乃是中國大陸的統治者，並且中共政權又是一個漢人的政權，所以，在一個極其廣闊的社會層面之上，甚至是在廣闊人心的約定俗成之中，中共政權就是漢人政權固不待言，而且「中共就是中國」的錯誤認識，亦得到了國內少數民族和海外華人的「廣泛認同」。特別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和少數民族人民心裡，這種認同就更是難以改變的了。由是，厭惡中共和反對中共，便會迅速地轉化成為反對漢族和厭惡漢族，直至走向對中國的厭惡、否認和反對。由中共所製造的民族矛盾、民族裂痕和民族仇恨，終於招致了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巨大危險和危機。
這個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危險和危機，一方面因為中共仍然在使用殘酷鎮壓的辦法來解決民族問題而愈益加重，一方面又得到了某些國際輿論的支持；一方面卻給一些心懷叵測的政客以積極利用的機會。由是，中國國家分裂的危險就不僅成為中國一國的問題，而且成為世界某些國家所關心、甚至想插手的問題。這既給中國民族問題的解決帶來了異常的複雜性，而且為中國的國家分裂製造了更大的危險，並將為中國大陸在即的偉大民主變革，帶來了解決民族問題的困境，甚至為民主變革過程中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現象的有可能出現，帶來了可以想像的責難和非難，即所謂「正是民主變革才造成了中國民族和國家的分裂」。
猶如某些心懷叵測者正在借用前蘇聯共產專製製度崩解後其「加盟」民族的必然分裂，以煽惑人心地指責說，它正是俄羅斯民主變革的惡果一樣。因此，必須首先指明的是，當代中國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危險，既由中共的專製統治所造成，那麼，中國未來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責任就必須由中共及其專製政權來承當。也就是說，如果中國在將來的民主變革進程中，出現了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嚴重問題，它將不是民主變革之罪。因而，屆時如果有人指責是搞民主搞壞了，或者指責造成了中國民族分裂和國家分裂的原因乃是民主變革本身，就不但是毫無道理的，而且一定是某些別有用心者的陰險責難而已。
注釋： 1、1935年中共中央紅軍南逃彝族大小涼山地區時，劉伯承曾為借路，而親書保證在革命成功後讓彝族自治。1950年彝人要求兌現中共當年承諾，劉卻自食其言炮轟大小涼山，幾將大小涼山削平。 2、作者於1983年夏赴青海訪問時曾了解到，1959年西藏叛亂乃是中共誘發的結果。起因是有謠言稱「藏人要有行動」，中共乃借開會將青海的各級藏族頭人集中誘捕，從而引發青海藏族的騷亂，中共即借機鎮壓。叛亂遂從青海發起。 3、即中共一手培養的內蒙作家瑪拉沁夫。瑪拉沁夫海還是中共作家丁玲的學生，但因瑪拉告發丁玲講過「一本書主義」的話，此話遂成為丁玲被打成右派的罪行。
復國新銳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