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绝不退缩”——访谈香港抗争中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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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社会混乱时，政府才会对我们的要求给予一些关注。我认为所有警察都是一丘之貉，也许我太恨他们了，但我认为无论抗议者做什么，甚至是割警察的脖子，我都会觉得没有问题。”——Jane，21岁

15岁的Yannus还太年轻，甚至不能开车、买啤酒或献血。但是他说，他愿意为香港的“最后一役”献出生命。他说：“也许我会为这场运动而死。”过去的八个月间，示威活动频发，已演化为一场激烈的战斗，他说。当其他抗议者灌注燃烧瓶时，这名少年戴上了摩托车头盔，借此躲避摄像机和面部识别软件。如同《TIME》采访的其他抗议者，Yannus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而采用化名，但在他的口袋里，留有一封手写的遗嘱，准备寄给他的父母和朋友。“我准备好了”，他轻轻拍着遗嘱说。

“我们的前线战士都是一群学生，他们在香港出生。我们没有经过培训，也缺少专业知识。我不会透露我使用和提升了多少暴力，也不会透露任何未来的计划，但我绝对不会退缩。”——Sylvia，23岁

年轻人在中东、拉丁美洲和世界各地，都在反对专制政权、经济低迷和民主倒退。在中国，一个具有自治传统的半自治飞地——香港，示威者正尝试从威权主义手中“夺回”他们的城市。这场运动的核心组成是高中生和大学生，他们把自己装备成街头战士，愿意拿自己的未来下赌注，以求保住他们的家园。

当示威者于去年6月首次上街时，他们仅有一个目标：撤回拟定的送中条例。这项草案最终被废除了，但随着人们越来越担心北京政府正在侵蚀香港的新闻、集会和言论的自由，这个拥有750万人口的国际枢纽要求与中国其它地区分别开来，诉求呼声不断扩大。结局目前仍不明朗，对于最终寻求独立、普选或更多自治权的抗议者来说，抗议者之间并没有一个共识。但目前，他们已经围绕一个共同的敌人集结了起来。

“我参加示威活动，但我不站在前线。我主要做后备和启蒙工作。我在学校组织了很多活动，例如罢课。我们制作视频和举办讲座，希望在政治层面唤醒年轻学生。”——Boris，16岁

“我的父母反对我参加抗议活动。他们不想让我抗议，他们称之为骚乱。我每次出发时，都必须隐藏自己。我的父亲不知道我在街上。”——Jeff，15岁

去年11月，警察围攻了两个大学校园，抗议者用积存的武器进行封锁，包括弓箭和菜刀。最后，学生们在建筑上用绳索大胆逃生，由摩托车送出去，或从下水道逃走。在11月24日的地方选举中，民主派候选人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一僵局让局势相对平静了许多。

但是集会仍在继续，断断续续、范围广泛。组织者争相在元旦聚集一百万人，以表示对警察处理抗议的手段的愤怒。1月7日，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不得不承认，抗议行为仍将在今年持续。

“我尝到了催泪弹滋味。我被橡皮子弹击中。我设置了路障，没人教过我，我只是看到人们这样做。我尽力提供帮助，我感到紧张，但我不能害怕，因为我在前线，而人们在我后面。我需要保护他们，其中一些人比我还年轻。”——Zita，16岁

香港中文大学的社会学家Andrew Junker说，为了让这场动荡收场，香港政府有两种选择。他说，他们要么在街头逮捕抗议者，要么选择顺从部分抗议者的要求，例如对所谓的警察暴行进行正式调查。他警告说，没有政治上的让步，反叛是“合乎逻辑的结果”。

香港许多年轻的战士也都说过，他们宁愿成为烈士，也不愿成为囚徒，尤其是在因纵火等罪行而被定罪，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时候。21岁的Calvin说：“我宁愿死也不愿被捕，如果我死了，怒火还能让这一运动不致熄灭。”

“我研究公共行政。起初我考虑进入政府机构工作，通过成为政府的一员来改变它们。但这太天真了，我们必须像现在这样在系统外做一些事情。如果我们加入行政系统，将只有两个结果。要么我被行政系统摧毁，要么，什么都没有发生，我协助行政系统作恶，使它变得更糟。”——Matthew，22岁

“运动刚开始时，我是一个和平的抗议者。但是，在超过一百万人、两百万人上街游行后，政府没有给予任何回应，我决定加入激进抗议者的阵地。我们不会放弃，因为我们已经走上了这条不归路。我们相信，这次我们不能输！”——Kelvin，20岁

Calvin认为，自己属于香港人所谓的“命中注定的一代”，时刻准备与日趋武断的北京政府爆发冲突。这位香港一代出生于1997年英国放弃对殖民地的控制权之时，近乎不屑世界上崛起的超级大国——中国，大多数人将其视为对他们生活的威胁。北京政府仅同意将香港的法律和自治维持到2047年。到那时，他们将已成为中年人，他们担心，假如自由的城市无法维持其自治权，他们将蒙受巨大的损失。

最重要的是，香港是世界上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经济不平等现象显而易见，豪华公寓高高耸立，下面是细小隔间组成的“棺材”房屋。香港城市大学的政治学家Edmund Cheng说，像世界各地的其他人一样，他们经受着“岌岌可危的状态”，“这意味着在就业前景和社会流动性方面的不确定性。”Cheng说，年轻的香港人在抗议活动的前线既找到了集体认同，又找到了目标。

“我的家人以为我是一个和平游行的人。然而，我告诉他们我要去最前线。从那以后，他们一直为我担心。”——King，17岁。“我的父母不知道我们有集会。他们支持抗议活动，但他们担心我的安全，即使这是和平的集会。”——Ceci，17岁

但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城市，他们使繁华的大都市陷入混乱。过去，民主派的抗议主要是由有序的游行组成，在烛光晚会之后，还有公民留下来擦蜡。现在，比曼哈顿更密集繁忙的社区，已成为流血冲突和战斗急剧发展的场所。

在抗议活动中，当人群稀少，推着婴儿车的家庭以及年长夫妇们撤退以后，暴力冲突经常发生。蒙面的示威者通过加密的手机软件进行匿名协调。他们身穿黑色衣服，戴着V先生的面具，砸毁路灯，烧毁火车站，破坏他们认为倾向北京政府的商店。他们采取一套战术：“消防员”扑灭催泪弹，而“火焰魔术师”负责投放燃烧瓶，“冲锋队”则常常跟警察打得血流被体。“我们不畏死亡”，一句歌词唱道。

“作为一名医学生，提供救援是我可以做的事情。我治疗过的受伤最严重的抗议者，她被催泪弹击中头部。她的整个脑袋都在流血，并且咳嗽得很厉害。”——July，23岁

“站在前线很可怕，但它无法阻止我保护我身后的人、保护香港。即使我1997年才出生，但我见证了香港正在沉沦，它正在倒退。”——Ben，20岁

抗议者变得越发激进，威权政府更加大力度镇压，中间立场渐渐消失。就连现在的零售店，都被分别定性为“黄色”（民主派）或“蓝色”（亲政府），人们用他们的钱包进行“投票”。警方查禁了抗议者的武器藏匿处，并拆除了几枚自制炸弹，其中包括在校园内发现的两枚炸弹。11月，一名批评抗议者的男子被人焚身，警方用荷枪实弹非致命地射击了3名抗议者。另有两起与抗议活动有关的死亡：一名大学生在与警察的冲突中从高处坠亡；一名老清洁工被示威者投掷砖块砸死。

《纽约时报》采访了数十名抗议者，他们普遍认为，升级对抗是面对北京政府的唯一途径。2014年的非暴力雨伞运动并未能实现其选举改革的目标，当今的抗议者不愿再遵守红线。M.说：“有些人可能会说我们必须杀死一名警官。”“我不会阻止他们。”

即使是资深的民主运动人士也不愿谴责暴力，他们肯定身处前线的抗议者，用广东话称呼他们为“勇士”，迫使政府在送中草案上做出让步。尽管抗议疲劳已经开始，但公众舆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一致反对政府。Junker说：“中产阶级和专业人士对政府感到愤怒，并对他们在过去15年中失去经济实力感到愤怒。”

“我在9月底加入了前线。我们很多人都被捕了，被捕并不可怕，我只是担心如果我们输掉这场抗议会发生什么……我真的很爱这片土地，它爱我也已经有19年了，假如我服刑10年才能拯救香港，我愿意这样做。”——Edison，19岁

然而，进一步的让步似乎不太可能。北京没有接受抗议者的政治要求，而是任命了中央政府驻香港联络处的新主任来担任执行官。自6月以来，已有近7000人被捕，其中18岁以下被捕者有一千多人。下一代香港人已经动员起来参加战斗，12岁的孩子和小学生也在前线参加罢工，歌唱“愿荣耀归香港”。

19岁的学生Sabrina说：“如果他们一直逮捕我们，直到没有人留在街上，那么活动就会转入地下。”在她身后，维多利亚公园旁高速公路的分隔带上，一排涂鸦写出了前线战士们的最后通牒：自由还是死亡。“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她微笑着说，“当我们回来时，再次罢工！”

*照片均为Adam Ferguson为《TIME》所摄

*记者Amy Gunia和Hillary Leung香港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