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勇
俗話說：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可是，你知道在萬惡的舊社會，居然也有不但說得清、還有打得贏的事情嗎？
東風吹，戰鼓擂，丘八和丘九，究竟誰怕誰？
「國民黨軍隊對人民窮凶極惡，但對學生卻不敢輕舉妄動。那時老百姓常把兵宇拆開來認，稱當兵的叫『丘八』，稱學生叫『丘九』，丘八得罪了丘九，從來沒有占過上風，特別是經過近幾個月的較量，他們飽嚐了丘九的厲害，不敢放肆逞凶。」
「縣城裏的人們，特別是各個衙門裏的公事人，都把這個學校裏的學生當成洪水猛獸。當時他們最怕的是那些過往軍隊的士兵，用恐懼的口氣把他們稱為『丘八』。因此，排行下來，就把這些學生稱為『丘九』，甚至有時覺得他們比『丘八』還更難以對付。」
連胡適都認為丘九比丘八更厲害。有一次，他在中國公學舉行的軍訓典禮上發表演說：「大家都知道當兵的丘八最狠，因為他們有武器；同時學生更狠，因為他們有頭腦，有學問，所以人稱丘九，今天學生組成了學生軍，就變成丘十七，將來救國救民的責任，全在你們這般丘十七身上。」
這幾段記載，都出自於大陸官方的文史資料。原來，還真的有當兵的打不過學生、槍杆子搞不定筆杆子的事情！
軍警被圍攻，還要賠禮道歉
一位名叫謝協民的地下工作者，興致勃勃地回憶了解放前湖南長沙的學生運動。他寫道：
1947年我在雲麓中學讀書。6月2日，長沙學生發起「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的正義鬥爭，雲麓學生聞風而動，衝出教室宣布罷課。長沙警備司令部火速派出兵員在學校後門的銀盆嶺上設立哨所，對雲麓中學進行監視。全校師生對此十分氣憤，立誓非除掉它不可。
6月下旬的一天，有3位同學放意外出晚歸，行經哨所附近猛聽得一聲：「口令！」同學們怒不可遏，齊聲回答：「老子」。哨兵立即對空連放3槍。同學們就地一滾跑回宿舍，在校同學聽到報告一呼而出，把哨所團團圍住，雙方相持了整整一夜，最後繳了哨兵槍支。長沙警備司令部早就知道雲麓學生的厲害，連忙出面承擔責任，同意向學生賠禮道歉，披紅掛彩，保證全校師生安全，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明明是學生故意找茬、充老子、奪槍，警備司令部居然當起縮頭烏龜。
是不是因為愛國有理，打內戰不得人心，所以國民黨反動派不敢下毒手呢？否。僅僅因為所謂的「裁判問題」，學生就敢理直氣壯地衝擊警察局。
1947年，在浙江省蘭溪舉行的全縣中小學運動會上，師範代表隊與裁判發生扭打，執勤警察要帶走趙老師，該校學生認為偏袒裁判，十分憤怒，用飛蝗般的石頭追打警車，沒達到救人目的後，當晚又衝進警察局，站崗的黑狗子見學生蜂擁而來，鳴槍示警後即作鳥獸散。大家沒找到被捕的趙老師，一怒之下，把局子裏的槍械、自行車和人家燒飯的兩口大鍋都砸了。
第二天，聽說省廳有人來視察，縣局設宴請客，同學們又前去交涉，準備再打一架。不料，那上級領導十分識相，不但不指責學生，反而講警察不好，又表示他在這裏吃飯，是給趙老師壓驚，還請趙老師出來向大家致意。這樣，同學們口袋裏的石頭才沒有派上用場。
有趣的是，明明是警察裝了孫子，可同學們還大言不慚地唱兒歌：「軍閥時代水龍刀，還政於民槍連炮，對付學生毒辣狠，看見洋人一隻貓，眯要、眯要，要、要、要。」
面對中央軍，學生一樣敢動手
是不是因為地方治安機關太慫包，不敢惹學生，而中央軍就不一樣呢？那就看看胡司令——胡宗南的隊伍：
1946年秋，國立第22中兩名學生在漢陰澗池鋪看見虐待壯丁，憤憤不平，遭到當兵的追打，他倆逃回學校，立馬集合五百多人，擺成方陣，與軍隊展開巷戰。一方向前衝，一方鳴槍驅趕，形成拉鋸，一直溷戰到深夜。大頭兵都是二杆子，隻曉得強行清場，不曉得占領輿論高地，結果被對方的喇叭一宣傳「丘八」打死人了便傻眼。
最後，由鄉公所出面調解，雙方達成協議：軍隊道歉，交出被捕同學和鳴槍士兵。被抓去的同學當然好放，可難就難在並沒有打死一人，鳴槍的士兵哪交得出來呢。部隊長官賠禮時，痛哭流涕，一邊哭，一邊用棍棒打自己。同學們這才放他一馬，並限定這些「丘八」天亮之前離開澗池鋪。
該校校史在記載這起鬥毆事件時，不無得意地點評一句：「很多人都說國民黨的大兵不好惹，貶稱他們是『丘八』。而這些大兵則認為流亡學生比『丘八』還凶，更不好惹，並汙蔑學生是『丘九』。」
什麽？有人說胡司令是個草包？他的隊伍算個逑？好，那我們再看看五大主力之一、反共悍將邱清泉的第五軍。
1945年11月的一天，第五軍政治部副主任吳思珩身穿便衣，故意在西南聯大的座談會上鬧場子，要搶著上台發言，被師生認出來後，紛紛不要他講，他又偏要講，幾番拉扯之間，臉上就突然挨了一記耳光，而他帶來的那幫便衣也隻是對空鳴槍，並沒有緝拿打人者。
此後，針對學潮，吳思珩又搞了一個反罷課，也組織人到街上演講，結果學生見到穿軍裝的就打，成為「一二·一慘案」的導火索。此為後話，與第五軍也無直接關係，暫且不提。
就是傷兵老爺又怎麽樣？
也許，黨國的正規軍警機構不敢胡來，一般小事情，也就算了。那麽，國民黨的傷兵該狠吧？可是，一看見丘九，還不是像老鼠見到貓！著名作家陸文夫有一篇回憶學生時代的散文，他寫道：
學校和國民黨當局多次交涉，要收回三元坊的校舍，大概是當局同意了，就是國民黨的傷兵賴著不肯走。國民黨的傷兵是很厲害的，看戲不買票，乘車不給錢，開口便是老子抗戰八年，動不動便大打出手，沒人敢惹他們。
突然有一天，高中部的學生緊急集合，校長宣布，要到三元坊去驅逐傷兵，「收複失地」，除女生和身體弱小者外，高中部的學生全部出動，實際上是到三元坊去和傷兵幹仗。學生們個個興高采烈、摩拳擦掌，有人帶了棍棒，有人拾了幾塊磚頭，幾百人排隊湧出校門，奔三元坊而去！
占據三元坊校舍的傷兵其實沒有多少，事先聽到了風聲，又見來了這麽多的「丘九」（那時人稱同民黨的兵為丘八，學生好像比兵還難對付，故名之曰丘九），眼看形勢不妙，便從道山亭的後面翻越圍牆落荒而走。
縣太爺照打不誤
縣長該是一方土皇帝吧？有槍有兵，還有警察，搞煩了來一個跨省追捕都不帶商量的。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仍然是學生，路見不平，照打不誤！1945年，甘肅永登縣的一次學潮，就把縣長趙文清打得雞飛狗跳。
當時，永登隻有一所初級中學，幾位老師聽說縣長貪汙他們的平價布，且答應增加的工資一直未兌現，便和附近的龍崗小學一起發動罷課，學生們更是奮勇參戰，在一陣陣「反壓迫、反貪汙」口號的激勵下，蜂擁而上，揪住縣長的頭發拳打腳踢。衛兵馬得祥在解圍無效的情況下，先向天鳴槍，又向地面打了第二槍，打傷一位同學的腿部後，拉著縣長奪命狂奔，同學們更加憤怒，窮追不舍，衛兵又開兩槍，其中一槍劃破一人頭皮。
接著，主仆兩人分頭而逃。趙文清從一家陶瓷鋪裏翻進隔壁的尼姑庵，躲在草堆下。同學們把尼姑庵圍得水泄不通，有人奪了城門口崗哨的槍，站在房頂上高喊：「我們也有槍了，貪官藏在那裏，還不快出來！」說著，向空中就是一槍。縣長大人走投無路，隻得爬出來，連連磕頭求饒。這時候，幸虧校長和駐軍先後趕來。
然而，最後的處理結果卻是：縣長退賠平價布，補發工資；縣中校長記大過，龍崗校長撤職，3名教師解聘，兩名學生開除學籍。
是這位縣太爺不知道槍杆子的厲害嗎？他當然知道。在1943年爆發的「甘南民變」中，他親率保安團，與國軍主力一起展開瘋狂圍剿，曾不無得意地勒石銘慶：「五十九師師長盛文與餘同鄉，剿匪於此，擒獲匪首張英3傑、劉鳴等，匪患蕩平」。可就是這麽一位「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土皇帝，面對一兩百個丘九居然這般窩囊！
那麽，是不是因為他犯有貪汙罪而硬不起來呢？
政績好，一樣挨打！
再看一例。寧夏西吉縣縣長以為自己有槍，氣就粗一些，在學生面前耍軍閥作風，結果照樣被扁得鶯歌燕舞。
其實，這位名叫王天嶽的縣長，政績還不錯，以前也是熱血青年，曾被選為西北農專學生代表，赴南京請願，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後來通過考試，被分配到西吉縣當縣長。「他到任後，消除民族隔閡，倡導各民族團結，興辦學校，興修水利，植樹造林，發展農牧業和毛紡織業，為群眾辦了不少好事。」
1945年9月，西吉縣舉行全運會，在藍球決賽中，西中隊以兩分之差落敗政府隊，遂認定裁判有問題，要求複賽，而總裁判為了息事寧人，幹脆來了一個「並列冠軍」，但遭到縣長王天嶽的反對。他說：「哪有兩個第一名的道理？」於是，西中隊領隊馬全仁大為不滿，當面抗議縣長不公。王天嶽也火了，掏出手槍，往桌上一擺，要馬全仁向他下跪認錯。
哪知馬全仁不僅不服輸，西中隊的其他學生也跟著鬧起來。王縣長當場出醜，有失體面，第二天便帶著5名黑狗子要來學校抓人，還要開除馬全仁，這一下子激起全校憤怒，不知是誰，當頭一棒，就把這位縣太爺打翻在地，接著身上又挨了好幾下。黑狗子要開槍，被打得頭破血流的他卻命令不得開槍。
事後，雖然有20多人被大批軍警逮捕，但省政府還是宣布學生釋放，王天嶽以封建軍閥手段對待學生，應予撤職；西吉縣中學校長辦學無方，應予免職。
瞧這位王縣長，政績好又怎麽樣？惹毛了丘九，還不是照樣挨打？不僅挨打，還被撤職呢，落了一個灰溜溜走人的下場。
打縣長算什麽？京滬衛戍司令官都敢扁
打了手裏有兵有警察的縣長，都沒有被追究，是不是因為縣長還隻是七品芝麻官，夠不上重大治安桉件而「刑不上學生」呢？也許，隻有打了黨國要員才會被「嚴肅處理」吧？
1931年12月15日，北平學生南下示威團大鬧南京城，砸了外交部，衝擊黨中央，毆打黨國元老蔡元培和京滬衛戍司令官陳銘樞，還要活捉蔣介石，也沒有把他們怎麽樣，還不是當場把抓的學生給放了。
關於這段故事，有興趣的朋友，可查閱本人另一篇《蔡元培挨打的真相》。
以上幾例，還算和諧，沒玩出人命。真要殺一場，那又會怎麽樣呢？
打死丘九，不依不饒
當然，把丘八逼急了，也有還手的時候，可最後的處理結果，往往還是丘九占上風，武漢大學的「六一慘案」便是如此。
1946年6月1日淩晨，武漢警備司令部稽查處長胡孝揚指揮兩千多軍警來捕人，結果遭到「暴力抗法」，警車被砸，槍支被搶，囚犯被救，當兵的也被打得鼻青臉腫，連當官的都被學生扭打在地，而樓上的學生也沒閑著，端起臉盆向下潑汙水。胡孝揚趕緊去找代理校長劉秉麟，說：「現在學生不聽製止，情況嚴重，你得想個法子，否則……」劉秉麟反嗆道：「你們事前不通知我就進了學校，為什麽早不讓我想法子？」又嚴斥一句：「誰進來誰負責！」
眼看局面無法控製，胡孝揚惱羞成怒，在警告無效的情況下，隻得下令開槍彈壓。
「突然，一顆信號彈升起，遍布宿舍周圍的軍警一起用輕重機槍、步槍、手榴彈和迫擊炮等武器，向手無寸鐵的學生開始血腥屠殺。學生們仆伏在地上，高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頓時，珞珈山上硝煙彌漫，學士路（今櫻園路）上彈痕累累。這次慘案中，軍警使用了國際上禁止使用的達姆彈，槍殺學生王誌德、黃鳴崗、陳如豐3人……」
這，就是震驚全國的「六一慘案」。其實，隻要仔細推敲一下，便可以發現：軍警在第一時間是朝天鳴槍的，因為沒有一人死於面對面的搏鬥中。王誌德已經臥倒了，卻抬頭環顧，不料被一槍擊中頭部；黃鳴崗臥病在床，聽見槍聲，從窗戶裏向外看被擊中胸部；陳如豐正在鍋爐房打水，乘槍聲稍止，想跑回宿舍，半路上被子彈擊中左顱骨。假設學生們膽子小一點，在鳴槍示警後不要輕舉妄動，也不至於鬧出人命。
事後，社會各界舉行聲勢浩大的集會遊行，沉痛哀悼死難者，向國民黨反動派強烈抗議。在全國人民的一致聲討下，蔣介石被迫送來花圈、發來唁電，稱：「武大學生發生不幸事件，殊出意外，尤違中正平日愛護武大之素懷，實深痛惜」。教育部次長杭立武也來漢慰問，鄭重保證：軍警絕不再到學校抓人，被捕師生全部釋放。面對追查凶手的強大壓力，武漢警備司令彭善被撤職，而當事人胡孝揚則更是無處躲藏，隻好玩了一個假自殺。
當兵的為什麽搞不定學生？
五四運動，開創了一個全新的「丘九」時代。
火燒趙家樓、痛打賣國賊，固然痛快，但縱火者、打人者在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裹挾下得不到應有的製裁，法紀的尊嚴蕩然無存，學堂儼然成為獨立王國，享有治外特權。此例一開，一發不可收拾，中國的青年學生自此以暴力色彩昂首登上政治舞台，學潮日漲、學風日壞。
1949年上海春明出版社出版的《新名詞辭典》中，對「丘九」一詞下的定義就是：「五四運動後，學生參加社會鬥爭，每不免有魯莽的行為，一般人認他們不亞於任性的軍士，稱之為丘九，蓋喻其堪與丘八相伯仲也。
之所以當兵的搞不定學生，原因無非兩條：一是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氛圍中，知識分子是真正的天之嬌子，受到社會各界的尊重。二是青年學生以愛國無罪作為護身符，致使執法機構投鼠忌器，往往不敢嚴厲鎮壓，而「軍人不得幹預政治」、「人民除現役軍人外，非依法律不受軍事審判」的法規條文，又束縛了國民黨軍隊悍然鎮壓學生運動的手腳。
正因為如此，邱清泉第五軍政治部才要穿便衣去鬧西南聯大的場子，才沒有逮捕打首長的「暴徒」。正因為如此，當這些便衣被認出來之後，學生們才會理直氣壯地抗議軍人的幹涉。
對於丘九問題的產生，現代政治學家蕭公權的觀點是：「學校裏的師生都是國家的人民，和其他人民一樣受法律的保護與製裁，並不事受法外的特權。他們如果有犯法的言行，隻要他們有法律上的『行為能力』，司法機關應當加以法律的製裁。
這是司法機關職權範聞內的事，不是教育範圍內的事。以往政府似乎不曾認清這個界限，有時超出法律範圍之外，直接或間接幹涉學校師生的生活。到了學生有違法行為的時候，卻又不能讓司法機關執法以繩。用這種辦法不但不能發展國民道德和自治精神，反養成一些青年人蔑視法紀的習慣（社會人士稱橫蠻的軍人為『丘八』，放恣的學生為『丘九』，不為無因）」。
作者係《長江日報》記者
復國新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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