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袁世凯杀害中学教师

原题《关于李洞天的死因》，作者尹敬中，摘自《邵阳文史》1992年第18辑。

李洞天(1881—1914)，今邵阳县志木山乡大埠头人，邵阳旧民主主义革命先驱者之一。1914年6月被袁世凯在湖南的爪牙汤芗铭杀害于长沙。

关于他的死因，《邵阳文史资料》第二期所刊登的回忆文章，介绍的情况是这样的：“邵阳驻省中学学生匡济(即匡日休又名匡互生)思想进步，学业成绩优良，在一篇作文上写着：“愿持三尺剑，斩尽民贼以为快！”而匡互生的国文教习卢固松在作文卷上圈了又圈，并加眉批：“诛贼务尽”，以鼓励之。一日，汤芗铭“请刘武校长到署故意问学校国文教员优劣，刘直答：“李洞天学问出众”。隔一日，又传令刘武和李洞天到都督府，汤芗铭手持一本作文卷，念着作文中的一段语句和作文上的顶批、向刘武和李洞天二人说：“这是李洞天先生批的吗?”刘不知所措，李应声对曰：“是我批的。”汤厉声怒斥，李亦不甘示弱、据理反驳。刘李二人当即被关押。后刘武得保释，李洞天几度受严刑拷问，始终坚贞不屈。”“李洞天当时明知非已所为，甘愿替友人卢固松先生受刑而不悔。”“是年冬，竞被汤芗铭杀害于南门外”。

由于修志工作需要，我们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搜集资料，在那里偶尔看到《湘省呈报邵阳中学教员鼓吹革命反袁案，讯办经过有关文件附抄课本》包括4个原始资料：

一、民国3年5月12日上午12时汤芗铭拍给大总统的电报；

二、5月13日总统府的回电；

三、5月30日湖南都督的呈文(第四九七一号)并附有匡济、邓森的作文两篇；

四、6月5日大总统的批令。

汤芗铭在电报中称：“闻邵阳驻省中学校有煽惑学生鼓吹革命情事，当饬视学员严密侦察並检阅课本，确有悖逆文字多篇呈送核办，随将校长刘武、教员李洞天拿获，迭次提讯，李洞天则情甘认罪，刘武虽多狡，执示以证据，亦即俯首无词。”总统府回电中称：“真电悉．该邵阳中学校校长。教员竟教煽惑学生、肆行鼓吹，实属悖谬之极，有于法犯。仰该督严行惩办以遏乱萌”。

湖南都督呈文中称：“李洞天为国文教员，平时讲习课文，专以诋毁政府、鼓吹革命为宗旨。前经芗铭访问，密派视学员赴该校侦查检阅课本，确有悖逆文字多篇，均经教员圈点批考。当将李洞天、刘武拿获到案，督饬军法课研讯。查各课本内文字悖谬者计十二篇，学生匡济所作之《救国大计策》及邓森所作之《以公道正民俗》两篇，诋毁中央悖逆尤甚，多系李洞天圈改批奖，其改笔批语俱极狂悖、实属逆迹昭著……”

匡济的文章中并没有“愿持三尺剑，斩尽民贼为快”之语，他提出救国大计策在于“改良社会、更造政府”，文章写道：“我国自共和以来，名虽改革，实仍腐败。政途中除私图一人之权力，剥削人民之脂膏，则皆所不计；虽时发言娓娓，而见诸实行者面未一也。日言整理财政而财日绌，日言推广铁路而道不修，日言振兴实业而矿产不增，丝茶不增多，五谷不加丰，工业不加进，日言普及教育而学校日见减少，学风日形衰颓。甚以欲内乱频起，外患迭致，未有甚于此。何莫非此恶劣政府之所致。以如是之政府，托以四万人之生命，欲其长保无虞，不可矣!改造之策计，惟……推翻之，改革之……”。教师的尾批也不是“斩贼务尽”，而是“识见卓越，能言所欲言。”

邓森的《以公道正民俗论》言辞更为激烈，文章骂袁世凯：“论其功则万无可指，论其罪则笔所难书，何哉?自临时以来，力持党见，贿赂私人，于(与)南方为仇敌，视国事如敝履，借款万元(借款巨万)，而不适何用(不知用于何所)，监督财政，而不(引)为国耻，日夜孜孜，终岁皇皇，惟恐总统之位不能得(不我得)，传专制之心不我居。暗杀功人，力排伟士，七月之遇，赣皖不堪血杵，金陵不胜惨剧。滔天之罪，万死难容”。文章的尾批是：“振襟而言，有祢衡骂曹操之概”。

上述详细材料送达总统府后，6月5日，就下达了《大总统批令》，全文如下：

大总统批令：

湖南都督汤芗铭呈邵阳驻省中学校教员李洞天等鼓吹革命，逆迹昭著，遵奉电令分别惩办，呈请饬部立案由。交陆军部查照。此批。

中华民国三年元月五日

国务卿徐世昌

批令下达第10天，即1914年6月15日，李洞天被汤芗铭杀害于长沙南门外，时年3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