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鵲山落花
編者按：繼上一次本站發布《北洋政府與外蒙古之分裂》一文後，反響熱烈，許多讀者驚嘆，外蒙原來還是北洋丟的。然而，有人強辯「當時徐樹錚收複外蒙還是有功的」，事實果真如此嗎？為了廓清真相，小編推出本篇討論文章，供大家參考。盤根究底，徐樹錚一介莽夫武力迫使外蒙撤治，乃是為皖係爭奪戰功，實則攪亂了陳毅與外蒙撤治的談判步驟，為後來外蒙選擇獨立埋下禍根。
談到外蒙獨立，外蒙前後公開宣布獨立共有三次。第一次是在辛亥革命時期，由外蒙王公貴族和喇嘛集團主導，八世活佛哲布尊丹巴領銜的蒙古帝國獨立，第二次是1921年由外蒙共產主義者主導依舊由八世活佛領銜的外蒙帝國二次獨立，第三次獨立與前兩次獨立不同，這次是完全在國際法承認下由蒙古人民黨領導的法律意義上的獨立。
而我們談起的徐樹錚收複外蒙，則是介乎於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間的一次曆史事件。以往大家都把這次事件說成為徐樹錚收複外蒙，實際上這是不對的，這次事件應該叫外蒙撤治。這主要是因為外蒙第一次獨立時其並沒有得到國內外任何一個國家和組織的支持，包括被外蒙視為最可靠強援的沙俄政府。
外蒙一直被沙俄視為自己的勢力範圍，不如他國染指。但是就當時的國際環境和沙俄的實力而言，如果承認外蒙獨立無疑於將外蒙置身於整個國際大環境當中，其他列強必然染指外蒙，這對單獨控製外蒙的沙俄來說是不明智的，所以他更希望把外蒙問題置身於一個中國的原則之下，希望通過自身的影響力，來控製外蒙製約中國。
所以外蒙第一次獨立僅僅幾年之後，就在沙俄的強迫下，外蒙政府被迫承認了中俄恰克圖聲明，中俄蒙三方簽訂了中俄蒙恰克圖條約。外蒙承認中國政府對外蒙古地區的宗主權，外蒙在軍事上、政治上、宗教上、經濟上擁有高度的幾乎與獨立國家一樣的自主權，但隻是在外交上在沒有得到中國政府同意情況下沒有獨立簽訂任何條約的權利。
所以這個時期中國政府用治權換回了形同一紙空文的宗主權利，此時外蒙在法理上等同於特別自治地區，受中央派往外蒙的都護使（也叫辦事大員）節製。
這個時期外蒙自治政府全靠沙俄資助，外蒙政權的基石是各部的王公貴族，但外蒙的實際掌權派卻是那些黃教大喇嘛。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沙俄深陷戰爭泥潭無暇東顧，以往一些被沙俄援助和扶持情況下不易顯現的問題開始浮現，外蒙是一個畸形政治實體，該實體的自身造血功能幾乎為零，全靠俄國的資助，當俄國因戰爭削減甚至取消了資助之後，外蒙政府陷入了空前的政治危機。此時作為中國政府駐外蒙最高行政長官的庫倫辦事大員陳毅抓住了機會，頻繁的向蒙古高層尤其是承受外蒙經濟危機最為嚴重的蒙古王公們釋放中央扶持外蒙地方政府的信號，從而為中國在外蒙經濟、政治等領域的重新滲透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外蒙高層開始出現了傾向中國的勢力集團。
而俄國十月革命的爆發，沙俄政府轟然倒塌，俄國尤其是俄國遠東地區陷入了空前的內亂狀態，大批白俄匪徒聚集遠東地區，以至於以日美為首的幹涉軍入駐西伯利亞地區，導致整個外蒙周邊的國際環境空前緊張。此時尤其以白匪頭目謝苗諾夫在日本的支持下，公然提出要在整個西伯利亞、內蒙、外蒙、新疆、中亞地區建立一個泛蒙古大帝國的口號，嚴重威脅了外蒙地方政府的統治。謝苗諾夫甚至接二連三的向活佛哲布尊丹巴傳遞信息，要求他率外蒙加入自己設想的龐大建國計劃當中。但謝苗諾夫的計劃遭到了外蒙地方政府的拒絕，惱羞成怒的謝苗諾夫率領數千白匪陳兵外蒙邊界，試圖以武力威脅外蒙地方政府就犯。
在這種環境下陳毅不失時機的向外蒙高層提出了外蒙撤銷自治，並允許中國軍隊進入外蒙駐紮，保護外蒙之安全。
陳毅的提議得到了外蒙世俗王公貴族的支持。外蒙第一次獨立最強有力的支持者就是這批王公貴族，他們支持第一次獨立是因為清政府的邊疆新政極大的損害了他們的利益，所以他們希望擺脫中國，保護自己的既得利益。但是當外蒙真的獨立之後，這些王公突然發現，他們被這些喇嘛們玩了，外蒙的軍政大權幾乎都掌握在喇嘛手中，而這些王公隻不過是這些喇嘛們的錢袋子，獨立之後的這幾年外蒙政府大興土木，建造了諸多建築工程，這些工程的主要資金全部來自各個部落的王公腰包，動輒幾十萬白銀的負擔讓這些王公們苦不堪言。
而1919年4月20日外蒙自治政府「總理」三音諾顏汗那木那蘇倫突然病逝，按序應由其弟希寧達木定繼承汗位。但是由於外蒙最高統治者哲布尊丹巴活佛因得梅毒之症而雙目失明、不問政事，權柄被活佛身邊的喇嘛集團和活佛妻子佛母所把持，喇嘛們為了排擠王公貴族的勢力，不知從何處找來一個小孩突然宣布其為三音諾顏汗。此舉在王公集團中掀起軒然大波，因為在清代王公繼承人的選定職權由北京的理藩院所把持，但自外蒙脫離中國後這項權利則轉移給了哲布尊丹巴活佛宮中，如果此權被喇嘛集團所操縱，外蒙各王公都有不保其宗祀之虞。
這次事件無疑成為了整個外蒙撤治的導火索，徹底被喇嘛激怒的外蒙王公們終於向陳毅提出了撤治想法，陳毅根據外蒙的現實情況，提出了外蒙撤治六十三條，這些條款其實就是在外蒙重新恢複前清治理時期的模式，這個模式極大的照顧到了外蒙王公們的利益，這得到了絕大多數的王公支持，同時也得到了外蒙活佛哲布尊丹巴的認可，並且活佛又在原有條款上加上了一條優待活佛家人的條款，統稱為六十四條。
但是這個條款卻遭到了此時既得利益集團喇嘛們的反對，面對這種情況陳毅接連電請中央調派大軍進入外蒙，企圖利用此時外蒙有求於中國軍隊保衛之機，以強大的軍事壓力逼迫外蒙就範。
陳毅的要求正中此時一直為自己南北統一而設立的參戰處和參戰軍尋求法律存在意義的段祺瑞的下懷。段祺瑞不失實際的要求將參戰處改為西北邊防籌備處，將參戰軍改為邊防軍，又任命徐樹錚為西北籌邊使，讓他在原有的三個師的邊防軍基礎上又籌備了四個西北旅，統稱為三師四旅邊防軍。
徐樹錚被任命後不久就接到了陳毅的請求，此時沙俄內亂，正式中國撤銷外蒙自治的最佳時機，北京政府立即同意了陳毅的請求，並且讓徐樹錚前率軍前往外蒙。
但中央雖然讓徐樹錚去外蒙，卻並不想讓他參與外蒙撤治的任何事宜，所以北京政府在徐樹錚前往外蒙之前分別給陳毅和徐樹錚兩人都下達了指示，其中向陳毅發電道：「籌邊使為閱兵而來，撤治事歸都護使（即庫倫辦事大員）辦理。」給徐樹錚的指示為：「籌邊使所部軍隊對蒙方並無直接責任，蒙事仍由都護使完全負責。」從這兩條曆史記載來看，北京政府實無讓徐樹錚插手外蒙事務之意。
然而徐樹錚此次去外蒙就時為了奪取外蒙撤治之功，他希望通過這個千秋功業來扭轉因為武力統一、巴黎和會、西原貸款等事宜被國民怒罵為賣國賊的段祺瑞的政治聲譽，也想為自己賺取更多的政治資本，同時也想為皖係撈取和直係宣傳戰中的政治資本。
在這些條件誘惑下，徐樹錚剛一抵達庫倫，就將中央三令五申的命令置之腦後。他首先公開宣稱陳毅的六十四條是賣國條約，要求中央政府接納他提出的新八條。但遭到了北京政府的拒絕。惱羞成怒的徐樹錚於11月11日率領旅長褚其祥及其衛隊前往都護使衙門，當面逼迫陳毅重議「六十四條」內容，遭到陳毅的拒絕。惱羞成怒的徐樹錚公然命令自己部下在都護使衙門設置崗哨，限製陳毅的人身自由。甚至一度動了想要除掉陳毅的年頭，幸虧當時的都護副使李垣斡旋方才得以幸免。不久之後被徐樹錚以改組外蒙官製，廢除都護使衙門為由強行押送回內地。
徐樹錚這種野蠻行徑遭到了北京政府的嚴厲斥責，盡管面對來自國務院、陸軍部、參謀本部電令，徐樹錚竟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為由依然我行我素，強行將外蒙撤治之權攬入懷中。
就在徐樹錚監禁陳毅三天後，徐樹錚以同樣的辦法強迫外蒙總理巴特瑪爾多濟簽字確認自己製定的「外蒙撤治八條」。但無論徐樹錚如何恫嚇，巴特瑪爾多濟始終拒絕在條款上簽字，外蒙撤治一度陷入僵局。
最後徐樹錚不得不請陳毅出面，在陳毅多方斡旋下外蒙政府最終同意先聲明取消自治，然後再和北京政府商定各項優待條件。從這件事中我們不難看出徐樹錚將這樣的重要人物排擠出外蒙事務的核心圈，不得不說這是一個非常不明智的舉動。在缺少陳毅主持下的外蒙撤治，徐樹錚根本無法完全融入外蒙政治之中。
北京政府想通過陳毅和徐樹錚一文一武，對外蒙施以恩威並重的手段，通過胡羅卜加大棒的政策逼迫外蒙在取消自治的問題上就犯。但沒有讓北京政府所預料到的是，徐樹錚的大棒沒等砸在外蒙人的頭上，倒先把陳毅這根胡蘿卜砸了個稀爛。
在徐樹錚的高壓之下外蒙政府在沒有和中央達成任何條件的情況下，被迫同意了外蒙撤治理。徐樹錚此時帶到外蒙的軍隊全部不過一個步兵團，外加並不屬於皖係的高在田的騎兵團而已，軍隊人數不多控製著這麽大的土地，當然徐樹錚是不會在向國內調動其他的邊防軍，因為這些邊防軍真正的指責時留著打內戰的。所以徐樹錚將外蒙的所有漢人全部武裝起來，組成了一支戰鬥力差到極限的近萬人的雜牌軍。這麽龐大的軍隊完全由外蒙政府承擔，同時他要求外蒙地方武裝全部繳械，並且大肆收繳外蒙民間的槍支武器，在外蒙大搞白色恐怖，一時民怨沸騰。除此之外徐樹錚不解蒙情，逼迫外蒙牧民償還第一次獨立時期內亂造成漢族商人的損失，結果這筆巨大的賠款，外蒙根本無法承受。以補償1911-1912年蒙軍攻打科布多時對華商造成的損失為例，華商要求科布多地區賠償5.5萬頭駱駝，7.5萬匹馬、40萬頭牛和50萬隻羊，而該地區當時隻有3.5萬頭駱駝、13萬匹馬、12萬頭牛和100萬隻羊。可以說徐樹錚所謂的恢複舊債政策，如同一座重壓在蒙民身上的一座大山，讓蒙民原本貧苦的生活更加雪上加霜，從此徹底失去了蒙民人心。
然而徐樹錚前後僅在外蒙呆了二十多天，他並沒有深入外蒙各個階層，與外蒙貴族王公和喇嘛達成任何和解的情況下，便帶著收複外蒙的輝煌回到了北京。而他又把深得外蒙人心的陳毅強行押解回北京，這樣在次以後的數月之間，面對國際形勢風雲變幻的情況下，外蒙實際上處於一種群龍無首的狀態，而外蒙貴族對中國政府的敵視也達到了頂點。
直皖戰爭不久爆發後，徐樹錚被免職，中央政府再次啟用陳毅，並回複了六十四條。但徐樹錚在外蒙人民中造成的傷害以無法消除，外蒙對中央政府出爾反爾，政策朝令夕改的作為，極為不滿。同樣因為皖係的倒台，駐守外蒙的軍隊人心思變，陳毅不僅沒有得到外蒙集團的諒解，更得不到中國駐軍的支持。短短數個月的事件，外蒙政局從空前利好的狀態下急劇演變成無解狀態，實在讓人痛心疾首。
正如時任外蒙都護副使秘書孟渠所說：「撤銷自治，本非陳使（陳毅）之功，實因外蒙內部分裂。而外蒙二次獨立，實因徐以兵力壓迫之所致。武人跋扈，不達蒙情，可勝歎哉。」
參考資料
- 《外蒙近世史》陳崇祖著
- 《北洋政府時期的蒙古地區曆史資料》呂一燃著
- 《外蒙古撤治問題》李毓澍著
- 《在大漠那邊—近世的外蒙古與戰爭》鷹揚著
附作者相關回複：陳毅和徐樹錚最大的不同就是陳毅是真心想收回外蒙，徐樹錚隻不過是想借外蒙事件撈取更多的政治資本。所以陳毅會考慮到外蒙和內地政府的實際情況，在不損害一個國家的主權的情況下給予外蒙更多的好處，利用外蒙王公和喇嘛之間的矛盾來拉攏和爭取親華派。而徐樹錚則是通過高調的強硬的政治宣傳為自己造勢，試圖利用外蒙事件轉移國內的注意力，給段祺瑞和皖係集團撈取政治聲譽，對曹錕吳佩孚的直係給予政治上的打壓，雙方出發點和策略的不同造成了處理外蒙問題的巨大差異。如果徐樹錚是真心收複外蒙的話在他認知的七個月時間內，怎麽就在外蒙統共呆了二十多天，可見其心根本就不在外蒙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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