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時期軍閥間的地緣關系及其影響

作者：王明德

[摘要]地緣關系是軍閥間的基本政治關系。北洋政府時期軍閥間的地緣關系呈現出犬牙交錯的分布格局，多邊臨敵的被動戰略位置和矛盾交織的地緣利益關系等特點。由于地緣關系的影響，軍閥派系陷入了一個難以自拔的內部戰爭泥潭，從而嚴重地消耗了軍閥的整體實力，客觀上為國民革命的興起提供了機緣。

軍閥是一種特殊的軍事集團，同時又是一個擁有地方或中央政權，控制一定區域的政治實體，各派軍閥在特定的時空范圍內，必然結成一定的地緣關系。這種由于各派軍閥之間地域上的鄰接性而產生的關系，可稱之為地緣政治關系。這種關系既是軍閥間的基本政治關系，又是軍閥間其他關系的基礎，直接影響著軍閥派系的生存狀況。通過探討北洋政府時期軍閥間地緣關系的特點和各派軍閥在地緣格局中的地位以及地緣關系的影響，有助于說明軍閥勢力的發生、發展和滅亡的規律。

一、軍閥間地緣關系的特點

分析北洋政府時期各派軍閥勢力的空間背景及其相互關系，其地緣關系呈現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在地盤分布上呈現犬牙交錯的相互鉗制關系。軍閥的分裂導致地盤的分裂。直皖戰爭前，奉系張作霖占據東北三省，直系的主要力量在長江流域，坐擁鄂、贛、蘇三省，同時它的地盤也包括當時的直隸、綏遠等地。皖系的大本營在京津地區，其地盤卻分散在皖、甘、浙、滬、豫等地。[1]在西南六省區，形成了軍閥林立的局面。滇系軍閥盤踞云南，并將勢力范圍擴大到黔、川兩省，并一度深入到粵、桂、湘、陜省區。桂系陸榮廷據兩廣，并把觸角伸向湖南。夾在北洋軍閥和滇、桂軍閥之間的四川和湖南，地盤的歸屬更是搖擺不定，時而依南，時而向北，處于騎墻態勢。[2]晉系閻錫山長期統治山西，自成一體，并根據需要隨時與其它派系結盟。各派軍閥勢力盤根錯節，犬牙交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包圍中有包圍，分割中有分割，大塊地盤中有小塊。直皖對立時，直系雖占有長江流域三省，但地盤卻呈分散狀態，江蘇處于皖系勢力的三面包圍之中。但皖系的心臟地區卻受到來自奉、直兩系的兩面威脅，而且皖系想用兵西南又必須越過長江，而直系的地盤卻恰恰處在用兵孔道上。[3]直皖戰爭后，皖系勢力土崩瓦解，已呈殘余之勢，但直、奉兩系的地盤又處于膠著狀態，皖系的多數地盤落入直系之手。當奉系戰勝直系后，就把雙足伸進長江流域，蘇、滬、皖隨入其轂中，并且又控制了直、魯等地。軍閥派系在地盤分布上的這種犬牙交錯狀態，必然造成各派軍閥勢力的相互鉗制，螳螂捕蟬，黃雀在后，[4]直接影響了軍閥派系的軍事行為及其結果，影響其政治作為及政治命運。

第二，在戰略態勢上呈現多邊臨敵的被動關系。地盤的位置影響軍閥的戰略地位。邊緣區的軍閥遠離大的政治軍事沖突，可能會有一個較安定的內部環境和較大自由的發展空間，因而在軍閥角逐中處于有利的戰略態勢。若地盤處在國家政治斗爭的漩渦中心，因其所具有的重要政治經濟軍事價值，必然引起軍閥間的激烈爭奪，該地盤上的軍閥就會處于一種多邊臨敵、無法后退的不利戰略態勢。奉、滇、桂等派系屬于邊緣區的軍閥。夾在奉系和滇、桂軍閥之間的直、皖、川、湘等派系，地盤犬牙交錯，至少與兩派軍閥的地盤接壤，常受到來自南北軍閥勢力的威脅，因而處于一種多邊臨敵的不利位置。由于相鄰雙方存在著多種利益沖突的可能性，因而隨時都會卷入一場大規模的軍事沖突。對皖系而言，實施「武力統一」全國的計劃，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掃清直系；[5]對直系而言，要控制中央政權，對付南北兩大勢力，首先要除掉皖系這個肘腋之患。川、湘軍閥處在南北之間，被迫兩面作戰，南北周旋，在夾縫中求得生存。在整個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幾乎所有的大規模戰爭都發生在奉系地盤以南，滇、桂系地盤以北的區域內。直皖戰爭、兩次直奉戰爭、江浙戰爭、齊盧戰爭和奉浙戰爭等都發生在這里。這一區域的軍閥矛盾多，樹敵多，戰爭頻率高，根本沒有后退的余地。

第三，在利益格局上呈現地緣利益的矛盾關系。軍閥要想掌握政權，必須擁有一支固定的軍隊，要想養活一支軍隊，又必須據有一塊比較固定的地盤。有了地盤，就可以征兵、征糧、征稅，就可以養活一支軍隊。「每個小軍閥都想成為大軍閥，每個大軍閥都想統治全中國。要想由小變大，就得擴充軍隊；要想擴充軍隊，就得擴大地盤。而要擴大地盤，就得和別的軍閥沖突」。[6]這樣，相鄰的軍閥派系彼此便成了對方向外擴張的障礙，同時也成為最受威脅的對手。地緣利益沖突便成為軍閥間最主要的矛盾，地盤之爭成了軍閥政爭的主要原因，軍閥們發動戰爭的理由無論如何冠冕堂皇，其最根本的問題就在于對地盤利益的爭奪。在北洋軍閥的第二次攻湘戰爭中，直系將領吳佩孚由湖南前線罷戰主和、撤防北歸的原因之一就是不滿自己攻下的湖南地盤被皖系軍閥張敬堯占去，不愿皖系在「武力統一」中把勢力擴張到長江中下游一帶直系的地盤內。[7]打著護法旗號的西南軍閥愿與吳佩孚息戰言和，也是以保存地盤為目的。當他們的地盤受到威脅時，也能聯合對付北軍，一旦自身利益有了保證，護法外衣就拋到九霄云外。直皖戰爭結束后，直系在瓜分皖系的地盤，收編皖系軍隊等方面，占了先機，奉系沒有得到實利，長江流域擴張計劃成為泡影，為此種下了直、奉戰爭的種子。[8]馮玉祥的北京政變與郭松齡的倒戈雖有多種原因，但地盤之爭是其重要因素。[9]北洋派系的「武力統一」和西南地區的「聯省自治」都成了軍閥之間爭奪地盤的一種手段。

第四，在空間形態上呈現遠交近攻的利害關系。地盤利益是影響派系之間政治關系的重要因素。地盤接壤的派系最有可能成為敵人，因為一切軍閥都想擴張勢力范圍，直至統一全國，而相鄰雙方則相互成為對方擴張勢力的直接障礙。相距甚遠的派系雖有可能存在矛盾，但沒有直接的地盤利益沖突，相互不會構成危及自身安全的直接威脅，彼此有可能聯合起來對付共同的敵人。遠方的朋友一旦成了近鄰，地盤利益沖突便立刻顯現出來，朋友變成了敵人。這樣，遠交近攻策略便成為軍閥政治斗爭的武器，地緣關系成了政治關系的基礎。選擇盟友和敵人，多數情況下不是根據政治志趣和階級觀念，而是以利害關系為轉移。直皖戰爭發動前，曾經在戰場上兵戎相見的直、桂兩系轉瞬間成了盟友，他們相約同時動手，各自解決對自己威脅最大的心腑之區的敵人。桂系在南方消滅國民黨的軍事力量，直系在北京推翻控制北京政府的皖系勢力。[10]一貫堅持「武力統一」政策的皖系也不得不尋找遠方的同盟以對付直系的挑戰。皖、粵、滇三系相約夾擊桂系。[11]直皖戰爭中，直系南聯桂系，北拉奉張，結成八省反皖同盟，置皖系于腹背受敵的境地，這是直勝皖敗的重要原因。當直、奉聯合戰勝皖系后，昔日的盟友立刻變成了仇敵，而昨日的仇敵奉、皖兩系為共同的利害關系又變成了朋友。粵、奉、皖三派面對來自直系的共同威脅，從南北中三個方向走到了一起，于是出現了粵、奉、皖反直三角同盟。[12]北洋各系能夠拋開階級分野，與孫中山結成聯合陣線，主要原因就在于他們有著共同的安全需要。南方革命政權在許多場合下成了奉系的同盟者，但當國民黨的力量向北發展對奉系構成直接威脅時，雙方的戰爭便不可避免。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時，他和張作霖是盟友，但奉軍一入關，馮、張的同盟關系便宣告結束，轉而變成了奉、直聯合對馮的局面。

第五，在政治格局上呈現南北地域的抗衡關系。北洋派系與西南軍閥分屬兩個政府、兩個法統。雖然「南與北如一丘之貉」，都以攫取最大權力和擴張勢力范圍為目的，南與北軍閥在不少情況下有勾結和聯合，但總的情況看，他們的地緣利益不同，存在著難以調和的利益矛盾。北洋各系都想把西南地區納入自己的勢力范圍，以自己為中心實現「全國統一」。西南軍閥雖然內部斗爭激烈，但當他們的勢力范圍受到共同威脅時，也會暫時的一致對外。因此，南北地域的抗衡成為時局關注的焦點，政治斗爭呈南北方向，軍事斗爭表現為南北沖突。南北戰爭變成了爭奪地盤的戰爭。北洋軍閥的「武力統一」和西南軍閥的「聯省自治」成為雙方斗爭的基本武器。掌握北京政權的北洋各系野心勃勃，無不以統一西南為職志。西南軍閥為求自保，常以「自治」為盾牌。[13]

二、軍閥間地緣關系的影響

軍閥的分裂導致地盤的分裂，對地盤的爭奪又導致軍閥間不斷的戰爭，在地緣關系規律的作用下，各派軍閥在戰爭泥潭中越陷越深，并最終遭致沒頂之災。首先，軍閥間的地緣利益不可調和，地盤問題不能解決，分裂和戰爭便不可避免。軍閥的產生和分裂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有現象，分散的個體農業經濟和帝國主義的分裂剝削政策是造成軍閥分裂和戰爭的根本原因，而地緣利益的沖突就是這種原因的表現形式。袁世凱稱帝敗亡后，北洋軍閥集團出現分化，對湖南地盤的爭奪導致了直、皖兩系走向分裂。1917-1918年段祺瑞推行「武力統一」政策，兩次用兵西南，在直系將領吳佩孚就要打下湖南的時候，段祺瑞深恐吳得手于湖南而兼有長江四省地盤，對皖系勢力發展不利，遂命嫡系張敬堯以援吳為名，督師入湘，坐取湘督席位以擴充皖系地盤。[14]隨后，段又推徐樹錚為直隸督軍，想進一步把直系曹錕的地盤搶奪過來。[15]這樣就引起了直系將領的強烈不滿，吳佩孚為保全地盤和維持直隸根本之地，遂決定罷戰主和，撤防北歸，并結成八省反皖同盟，最后兵戎相見，走向分裂。不但北洋集團一分為三，而且各派系內部也不斷地分裂。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從直系中分裂出去，原因之一就是不滿吳佩孚的「削藩」政策，奪去他的河南地盤。[16]郭松齡原是奉系的主要將領，手握精銳之師，戰功卓著，因遭內部新老各派的嫉視和排擠，欲謀得一塊地盤而不能，促成他與國民軍結合在一起，聯合倒奉。[17]奉系主將張宗昌占據山東后，獨樹一幟，儼然以魯張系自居。就這樣，北洋軍閥集團層層裂變，不斷分化，派中有派，系中有系，朝秦暮楚，紛攘不已。他們再也無法結成一個統一的整體，更不可能由這些分裂的派系去消滅軍閥割據，實現全國的統一。如果說他們之間也有聯合，那只是暫時的利益關系和策略方面的需要，聯合的雙方一旦獲勝后，必然有一番權力和地盤的爭奪，分臟不均，就必然爆發新的戰爭去打破這種聯合。分裂的趨勢無法扼制，因為既得的地緣利益不能調和，地緣利益沖突難以解決，而且犬牙交錯的地盤形狀不利于軍閥的有效統治。集團內部的各成員常處于各自為戰的分散狀態，這就勢必增加集團內部的分離趨勢，造成軍閥集團的不斷分化組合。第二次直奉戰爭時期，當直、奉兩軍在山海關一帶激戰正酣時，直系在長江流域的齊燮元、孫傳芳等冷漠觀望，[18]山東鄭士奇暗中附皖，更不用說馮玉祥倒戈反直，致使直系慘敗。戰敗后，吳佩孚原想拉攏長江流域的直系勢力另組軍政府以圖東山再起，但齊燮元等并不效命，致使吳的計劃落空。[19]孫傳芳在控制浙、閩、贛、蘇、皖五省地盤后，便脫離吳佩孚的節制，成為一個獨立派系。地盤分布上犬牙交錯的特點決定了軍閥派系只能是一個松散的政治軍事聯盟，不能建立一種有效的控制機制，形不成一個強有力的領導核心，存在嚴重的離心傾向。因此，也就沒有真正的一致「對外」。

地緣關系的特點造成軍閥派系的不斷分裂，分裂就意味著戰爭，戰爭不但不能消滅割據，反而又不斷地制造新的分裂。各派軍閥就是沿著這個怪圈，一步步走向分裂，走向戰爭。為爭奪北京政權和地盤，北洋軍閥內部爆發了三次大規模戰爭，每次出動兵力數十萬之眾；為爭奪江浙富庶之區，北洋各系發動了三次局部戰爭，戰斗之激烈，破壞之嚴重不亞于上述三次大的戰爭；為「武力統一」中國，北洋軍閥又打了三次南北戰爭；[20]為解決派系內部之間的恩怨，直、奉兩系內部有馮、吳之爭，郭、奉之戰；為聯合「討赤」，又有直、奉對國民軍和直、奉抵抗北伐軍的戰爭，其它如由北洋派系指使操縱的地方軍閥之間的戰爭更是數不勝數。

北洋軍閥的不斷分裂決定了他們不可能一致對外。三次用兵西南，兵力占絕對優勢，結果是無功而返。孫中山領導的廣東政權能夠存在和發展，正是利用了北洋軍閥的分裂和不統一。北洋派系不但不能摧毀廣東政權，反而在多數時候成了廣東政權的盟友。孫中山討伐桂系，擊敗陳炯明，兩次重建廣州政權，都是在皖、奉兩系的配合支持下進行的。

頻繁的戰爭加劇了政局動蕩，北洋政府統治的16年中更換了9次元首、47屆內閣，[21]沒有安定的政治環境，毫無建設可言。戰爭和動亂，又造成嚴重的破壞，給人民群眾帶來巨大的苦難，激起了廣大人民的強烈反抗，客觀上為國民革命的興起提供了適宜的土壤。各派軍閥不斷地發動戰爭，便要不斷地擴大軍隊，最盛時，直系有軍隊40余萬人，奉系有軍隊35萬人，皖系也有24萬余人左右。[22]四川一省有軍隊18.6萬人，廣東有15萬人，湘、桂、滇、黔也在6萬人左右。[23]要蓄養這些龐大的軍隊，便需搶占更多的地盤，要搶占更多的地盤，又必須進行新的戰爭，戰爭愈多，軍隊也愈多，地盤的問題也就愈加嚴重。[24]以致軍閥各派在戰爭中耗盡精銳，走向衰落。

其次，地盤上的多邊臨敵使各派軍閥陷入極大的戰略被動。地盤的位置關系會影響到軍閥的安危和政治軍事作為。那些周邊相鄰軍閥多且強的地盤最易成為矛盾的焦點，多數情況下是腹背受敵，位于這種地盤上的軍閥常被迫兩面或多面作戰。1920年7月在津京地區爆發的直皖戰爭是北洋軍閥內部三次規模最大的戰爭之一。雙方勢均力敵，各自在津京地區投入兵力5萬多人，加上分散在各地的駐軍，各約18萬人。[25]初戰兩仗都是皖勝直敗，但皖系的心臟地區卻處在直奉聯軍的戰略包圍之中。直、奉兩系結成八省反皖同盟，反皖勢力縱貫南北，北自黑龍江南至湖北，控制了京奉、京漢兩大鐵路干線。散處各地的皖系勢力也都處在直、奉兩系的夾擊之中，他們或自顧不暇，或不能實行有效的戰略配合。盡管皖系握有邊防軍和西北軍三師四旅精銳，有湘、陜、魯等省的同心效命和安福系的搖旗吶喊，也終不免失敗。戰爭進行到第四天，奉軍參戰，皖系腹背受敵，東、西兩路全面潰敗，致使段祺瑞苦心經營的皖系力量數日之內即土崩瓦解。1924年9月爆發的江浙戰爭，也呈以眾擊寡的態勢。江蘇督軍齊燮元聯合蘇、皖、閩、贛及直系有關部隊，兵分四路進攻浙江。浙督盧永祥三面受敵，后援不濟，很快就歸于失敗。直系吳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的慘敗，也是多面受敵的結果。粵奉皖反直三角同盟使直系多方應付，極為被動。江浙戰爭是直奉戰爭的前哨戰，盡管皖系盧永祥戰敗，但卻牽制了直系長江下游的力量。[26]孫中山也積極北伐，出師湘、贛，直接牽制了長江中下游的直系勢力，使吳佩孚嫡系肖耀南部窮于應付，無暇顧及援吳戰事。這樣，孫中山攻于南，盧永祥戰于東，張作霖擊于北，馮玉祥、胡景翼等拊其背，在多方打擊下，曹、吳勢力終于敗北。其他戰爭如孫傳芳聯合國民軍夾擊張宗昌，奉、直聯合夾擊國民軍都是以眾擊寡的戰例。京津地區、長江中下游地區和四川、湖南等地是當時的三個政治漩渦中心。[27]處于這些地方的軍閥常陷于一種多邊臨敵、無法后退的位置。京、津地區是國家的政治核心地區，政治價值最為重要。控制京津地區就意味著控制了中央政權，就可以「挾天子以令諸侯」，各大派系無不以占領京津為矢志。北洋軍閥內部的三次大規模戰爭都發生在這一地區，每次戰爭的結果總是勝利者控制中央政權，一旦某一派系占據了京津地區，立刻就成為眾矢之的。占據京津地區的派系，戰爭頻率最高，常面臨腹背受敵的威脅。長江中下游地區是經濟核心區。控制該地區就意味著掌握了經濟資源，就可以蓄養更多的軍隊，為爭奪這一區域又爆發了三次局部戰爭，處于該區域的軍閥常面臨嚴重的戰爭形勢，遭受多方軍事壓力。川、湘位處南北軍閥勢力之間，形勢最為復雜，戰略價值較高。[28]北洋軍閥各派實行「武力統一」政策，用兵西南，川、湘首當其沖。西南軍閥割據自保，川、湘門戶勢在必爭。這一地區的軍閥常周旋于多強之間，勢力難以發展。直、皖兩系不但處于當時的政治漩渦中心，而且始終處于南北夾擊、多邊臨敵的不利位置。他們沒有鞏固的后方，缺乏戰略縱深，敗無退路，不像邊緣區的軍閥，如滇、桂、奉等系，可以據守一隅，「發奮圖強」，有利則攻，無利則守，進退有據。由于沒有一個相對穩定的內部環境，他們也就無法進行必要的經濟建設和政權鞏固工作，不能組織有效的防御體系。如第二次直奉戰爭時，直系軍費籌措困難，武器裝備差，兵多槍少，實力遠不如奉系。頻繁的戰爭消耗了他們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無法承受長期戰爭的煎熬，加之各種倒行逆施不得人心，其滅亡便成了歷史的必然。

三、軍閥間的地緣關系為國民革命的興起提供了機緣

國民革命力量以華南一隅之地，迅速崛起為推翻北洋軍閥統治的勢力，一方面是革命形勢的推動，另一方面也是軍閥間地緣關系作用的結果。對地盤和權力的爭奪使軍閥陷入一個不斷分裂、不斷戰爭的陷阱，客觀上為國民革命的興起提供了發展的空間和勝利的可能。

第一，軍閥間地緣關系的特點為國民革命勢力的興起提供了空間。地緣利益的沖突導致了軍閥間的分裂和戰爭。而分裂和戰爭決定了他們不可能有一致的對外行動。既然他們不能消滅眾多的割據勢力，當然也無力摧毀孫中山的革命政權。國民革命力量在華南地區的存在和發展，顯然得益于軍閥的分裂和不統一。北洋各派不但不能消滅廣東革命政權，反而在多數時候成了廣東政權的盟友。孫中山討伐桂系，擊敗陳炯明，兩次重建廣州政權，都是在皖、奉兩系的配合支持下進行的。而且兩廣根據地偏居華南，區域集中，遠離政治漩渦中心和大的軍事沖突，又有巨大的山脈把它與其他派系地域阻隔開來，北洋勢力難以深入。在北伐戰爭前，雖然北洋軍閥和南方革命勢力相互構成威脅，廣東政權曾有過北伐之舉，但因內部制肘，或準備不充分，都沒有成功。北洋軍閥也時時打算圖粵，因內部的不斷分裂和戰爭，加上彼此牽制，圖粵陰謀總不能得逞，因而才有南北之間的對峙局面。革命政權利用這種偏安局面，開辟和鞏固自己的根據地，從事經濟和政權建設。消滅桂系軍閥，平定商團叛亂，兩次東征平定陳炯明，肅清劉震寰、楊希閔、鄧本殷等軍閥勢力，為北伐戰爭創造了穩固的戰略后方。革命政權靠著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富饒和便于發展的地理位置及能夠直接獲得海外援助的交通條件，短時間里征集十萬大軍，為國民革命準備了物質力量。

第二，軍閥間地緣關系的特點為北伐戰爭的勝利提供了機緣。從廣州出發的北伐軍以初始的十萬之師席卷東南，橫掃華北，一舉推翻北洋軍閥統治。北伐軍何以進兵神速直、奉兩系何以一敗涂地除了革命形勢的發展和北伐軍的主觀因素外，還有軍閥間地緣關系特點的影響。當時的北洋軍閥地盤呈三足鼎立之勢，奉張系占據北方，直系吳佩孚東山再起后據有兩湖和河南等地，孫傳芳以東南五省為己有。他們各自以保存自己的地盤為目的，只能各自為戰，單獨建立自己的防御體系，不能形成相互支持的戰略態勢，缺乏有效的戰略配合，這便為北伐軍施行各個擊破戰略提供了可能。當吳佩孚部與北伐軍激戰湘中時，孫傳芳采取觀望態度，希望吳與北伐軍兩敗俱傷，自己好坐收漁人之利。[29]孫有16萬人的兵力，吳在兩湖也有10萬之師，他們有相當強的作戰能力，從汀泗橋、賀勝橋惡戰和南昌爭奪戰可見一斑。若孫部出兵援湘，夾擊北伐軍，戰爭進程就有可能被改變。但由于他們不能實行戰略配合，致使吳部慘敗兩湖。當北伐軍攻克兩湖，兵鋒轉向東南五省時，孫部也只能單獨迎戰。孫兵力雖眾，但分兵閩、贛兩處，難敵北伐軍的夾攻之勢，五省地盤很快失其二。北伐軍取得長江流域半壁后，奉系地盤就暴露在北伐軍的兵鋒之下。張、吳、孫和直魯聯軍迫于形勢危急，調整了彼此之間的地緣關系，直魯聯軍讓出河北地盤給奉軍；奉軍張學良部出兵吳佩孚的河南地盤，督促吳佩孚反攻湖北，孫傳芳讓出蘇、皖的江北給直魯聯軍，孫據滬、杭一帶對抗北伐軍。[30]這等于是吞并吳、孫兩人的地盤，當然為他們所不愿，并最終引發奉、吳兩系對河南的激烈爭奪，從而加速了北洋軍閥的覆滅。

第三，軍閥間地緣關系的特點促成了北洋勢力的覆滅。從北洋三系次第覆滅的史實看，可發現地緣關系的深遠影響。在北洋軍閥內部的角逐中，夾在南北直、奉兩大勢力之間的皖系最先衰敗。在北伐軍與北洋勢力的決戰中，馮玉祥在西北響應北伐，出兵河南，對北洋軍閥是個致命威脅。夾在南面北伐軍、北面奉軍、西面國民聯軍三大勢力之間的直系很快就被擠得粉碎。當時退至河南的吳佩孚尚有軍隊20余萬，但他受到南面北伐軍、西面馮軍的兩面夾擊，同時又面臨東、北兩個方向的直魯聯軍和奉軍的軍事壓力，在四方勢力的擠壓下，吳佩孚的軍隊和地盤徹底瓦解。[31]退守滬、浙的孫傳芳，在北伐軍進軍和直魯聯軍「南援」的局勢下，內部分崩離析，五省聯盟解體，孫只得落荒而逃。至此，直系勢力從政治地形圖上消失。這樣，從中國南端出發的北伐軍和來自北端的奉軍及由西北順勢而下的北方國民聯軍開始了中原逐鹿。晉系閻錫山歸附南方陣營，直接威脅奉系的京畿重地。閻、馮兩部從西面，北伐軍從南面夾擊奉軍，迫使它退回到它的出發地。最終是奉系與國民黨達成妥協，東北易幟，北洋軍閥退出歷史舞臺，全國在形式上取得統一。歷史的神奇之處就在于：全國的統一是由南端的國民黨和北端的奉系軍閥握手言和達成的，而曾經掌握過北京政權、位處國家中心區域的直、皖兩系終不能統一國家，并且以最快的速度退出歷史舞臺。這在中國歷史上少有先例。一個合理的解釋就是：地緣關系規律的作用。直皖兩系因處在政治漩渦的中心和地緣矛盾的焦點而耗盡力量，敗無退路。國民黨和奉系軍閥因地緣優勢而得以發展，并通過中原逐鹿而定大局。由此可見，地緣關系影響著軍閥派系的生存與發展，影響著軍閥戰爭的進程和結局，從而也影響著各派軍閥的政治命運。

註釋：
[1][8][13][19]張憲文主編《中華民國史綱》，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116、171、180、212頁。
[2]《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第一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18頁。
[3][5][10][11]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中冊，三聯書店1983年第2版，第687、695、1013、1013頁。
[4][25]李新、李宗一主編《中華民國史》第二編第二卷，中華書局1987年第1版，第562、551—552頁。
[6]李新《軍閥論》，《史學月刊》1985年第1期。
[7][14][17][18][30]來新夏主編：《北洋軍閥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248、248、322、305、347頁。
[9][16][23][24][27][28]陳志讓《軍紳政權———近代中國的軍閥時期》，三聯書店1980年第1版，第46、46、86、52、35、28頁。
[12][26]樓向哲《粵奉皖「三角同盟」淺析》，《天津師大學報》1984年第2期。
[20]《西南軍閥史研究叢刊》第二輯，貴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260、42頁。
[20]三次大的戰爭指直皖戰爭和兩次直奉戰爭；三次局部戰爭指江浙戰爭、齊盧戰爭和浙奉戰爭；三次南北戰爭指1917、1918年段祺瑞的兩次對南方作戰和1923年吳佩孚的南方用兵。
[22]吳永明《北洋軍閥武器裝備問題初考》，《江西師范大學學報》1994年第2期。
[29]張靜如《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北伐戰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230頁。
[31]楊天石主編《中華民國史》第二編第五卷，中華書局1996年第1版，第1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