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军阀时期的鸦片泛滥

摘自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0卷第3期,1993年7月。

作者:王金香

提要: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省军阀鼓励、强迫农民滥种罂栗,武装护运、贩运烟土,强行收取各种鸦片税,致使国内鸦片空前泛滥,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和经济的发展。

近代鸦片泛滥是中国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本世纪初年的大规模的禁烟运动,曾一度取得了在全国禁种罂栗和英印鸦片停止入华的令人鼓舞的胜利。但是,随着军阀割据局面的出现,清末民初的禁烟成绩化为乌有,罂栗重新种植,吸贩死灰复徽,中国人民再一次被拖进了令人担忧的鸦片泛滥的苦难深渊。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因失去统一头子而各成派系,割据称雄。与此同时,在各省出现了不少地方军阀,他们占据地盘,拥兵自重。在生产落后、经济衰退、饷源无可再开的近代,各地军阀为获取军饷,无不鼓励、强迫农民种植罂栗,武装护运、贩运鸦片以收取特税。

第一,军阀鼓励、强迫农民种植罂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对于鸦片的禁令虽没有明确废除,但实际上各地军阀对于种植罂栗都采取了不见明文的鼓励和强迫,这从当时的一些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出。

1917年护法战争期间,各地军阀“苦于筹饷乏术,乃视鸦片为其绝大利源。于是包庇贩运,抽收烟税,明目张胆行之,甚而至于强迫人民种烟,借收亩捐。”[1]从这年起,沿长江各口岸海关查获走私烟土数量逐年成倍增长。由于清末民初大规模的禁烟运动刚刚结束,严厉的禁烟法令在人们头脑中记忆犹新,农民不敢公开种植。各省军阀为了收取特税,也慑于法律的威严不敢公开号召,而是鼓励和强迫农民大量种植罂栗。鼓励种植的方法主要是免费为农民提供罂栗种子。贵州军阀政府时期,阳奉阴违,“始则弛禁,继则提倡,公开鼓励种吸贩烟”。[2]刘显世统治时期,为获取烟税,派议员到邻省采买罂栗种子“贱价卖给农民”,同时派议员到各县“传达省府弛禁密令”。[3]周西城上台后,公开宣扬“有土必种”,“无烟不富”的谬论[4],要求每个议员负责三四个县。鸦片收获后,军阀即以鸦片代替现钱,支发“一部分军饷”。[5]云南省还在唐继尧统治初期就鼓励农民种植罂栗,一再责令各县增加种烟面积,按时完成“禁烟罚金”,对完成任务好的县知事发给净重一两的赤金奖章,一次就发了30多枚。[6]陕西省1919年开始复种,20年代初,官府派员四处演说,劝人种植,被人揭发后却以“愚民无知,自行种植”相掩盖。[7]广东汕头军阀,对农民“免费供给鸦片种子”,因而造成近30年少见的鸦片滥种情况。[8]

各地军阀除了鼓励之外,更有强迫农民种植罂栗者。在四川,进入20年代以后,凡有驻军之地,必有罂栗种植。省军队据省城,团队据乡,各自为雄,军饷多从鸦片特税而来,各军阀无不强迫农民种植罂栗。军阀规定,重庆县的84个村子必须种植10万亩罂栗,种植区由“军警负责保护”。[9]在军阀的强迫下,农民必须按规定种植,否则科以“懒捐”或交纳成倍的田赋。1925年万县的保甲长拒种,永宁的基督教徒禁种,结果都交了“懒捐”。[10]有的地方规定,第一年种粮不种罂栗者,要交3年田斌,第二年仍不种罂栗者,则要交7年田赋。在永宁县,军阀强迫农民必须有3/10的土地种罂栗,否则“科以罚金并加以拘禁”。[11]福建省从1919年开始,“事实上是在军事强制下进行鸦片种植”,“只要是军队驻扎的地方,就盛行强迫种植鸦片(罂栗)。[12]该省大多由知县出布告,士兵强制执行,不种者往往“被抢杀,村庄被焚毁”[13]20年代初,福建海陆各军强迫农民种植罂栗,在漳浦、诏安、仙游等地枪杀抗种者数十人。1925年,福清和长乐县的海军督察处“命令部下强迫农民”种植罂栗。[14]甘肃省“官方强迫种植”,在秦州和陇南一带种植极多。[15]陕西省的延安地区,“靠近大路边都已经在军人强迫命令之下种植”。[16]湖南省强迫农民种烟,在湘阴和石门两地,不按命令种植鸦片者,除罚款外,“竟有处以死刑”的。[17]湖北很多县也是在军事压力和强迫下种植罂栗的。

第二,军阀巧立名目收取各种鸦片税。各省军阀鼓励、强迫种植罂栗的目的是为了收取各种名目的鸦片税,以维持自身统治。为了收取鸦片特锐,各地军阀想方设法,巧立名目,极力向人民搜刮。

在四川,1924年底第三军刘成勋建立了一种鸦片专利制度,制定了严厉的种烟章程,规定所有土地一律按每亩5元纳赋。种罂栗要收“窝捐”,20年代后期全省收“窝捐”达四五千万元,[18]鸦片行销时另收加倍的税捐。在贵州,为收取鸦片税,组织了一个以军需处为幌子的特税局,专收鸦片税以充军费。周西城统治时期,抽收烟苗税以户为单位,无论种与不种都要纳捐,每户4-10元不等,每年仅烟苗捐即达2000多万元。[19]同时征收产场税,每千鸦片一两征税8分。还收牌照费,每亩8元。另征鸦片通过税每担120元。[20]在福建,1925年漳浦县征收鸦片税62万元,加上经手者的贪污中饱,每年要从农民身上搜刮100万元左右。全省年收烟苗捐达400多万元。[21]在安徽,20年代中期,宿县每亩罂栗收税6-8元不等,毫州每亩一律征赋5元,年收20万元,颍州每年收40万元。合肥20年代初烟税只有10万元,1927年增至100万元。[22]在甘肃,士兵向农民勒收加倍的、有时是三倍的鸦片税,该省7-8万军队完全靠鸦片维持。对罂栗田每亩收8-15元不等,每年春季烟还未下种即收烟款,1924年烟税达2000万元。[23]在陕西,种不种罂栗都要收亩捐,每亩13元,全省鸦片税收不下1000万元。[24]

北洋军阀时期,不仅地方军阀各自为政收取烟税,而且中央政府也大肆收取鸦片特税。1926年秋,镇威军设禁烟总所10处,私自征收由军人包运的热河和察哈尔烟税。1927年夏,北京财政部将禁烟总所收回自办,设置直隶全省禁烟善后总局,仅北京一区每年就可销烟膏1080万两,收税6000万元。[25]在北京还设有“京兆全区禁烟善后总局”,另设分局34处,吸食者每月按吸量多少交纳灯捐2-10元。名为禁烟,实为收取鸦片特税。

第三,军阀武装贩运、护运鸦片。军阀勒种罂栗的目的,是为了获得鸦片税以换取枪械,因而各省所产鸦片除了极少部分在出产地销售以外,绝大多数要运往外地销售。为了保证外销安全,各地军阀多派兵武装护运鸦片,有的军阀本身还直接贩运烟土。所以当时各种形式的贩运,都少不了军阀们的保驾。

西南军阀如贵州的犹国材、王家烈,湖南的鲁涤平、何键等,西北军阀如甘肃和宁夏的马福祥、马鸿逹,新疆的盛世才等都曾武装贩运鸦片。贵州军阀刘显世“指使纵容黔军随军携带大量烟土入湘、入川变卖,以充军饷”,并于川黔要道设立“护商事务所”,公开从事和支持鸦片贸易。[26]1924年,四川军阀刘湘用其“甲子”兵轮运送500担烟土到湖北宜昌,被长江上游总司令赵荣华扣留,后经吴佩孚电令才得以放行。这些烟土是运到汉口出售后,用来买枪支用的。[27]军阀郭勋祺部由四川调驻湖北沙市时,“军队携运很多烟土种”[28],在沙市贱卖。1924年滇军进军广西时,随军携带大量烟土,后因中途卖放,被桂军缉获,对新桂系统一广西起了决定性作用。20年代,在长江上常有军阀们的烟土船行驶,东下时满载烟土,西上时换装枪械。

无论“寓禁于征”时期,还是严禁时期,私自贩运均属非法,为了保证烟土运抽安全,贩运者常常取得驻军许可,由军队武装护运。在湖南,负责护运鸦片的为第四路军总指挥部监护处的监护大队,相当于一个团的实力。军队步行护运一般采取一连在前引路,一连在后警卫,一二连杂入挑夫之间,同食同宿同行的办法。20年代初,驻广西百色的马晓军模范营的主要任务就是护运烟土,按鸦片价值收护运费3/10,经广西运销的鸦片每年近3000万两,鸦片税占广西全省收入之半。[29]四川驻军的军长和师长大多在宜昌等地设办事处,实际为运烟的联络机关。川南的鸦片先用骡马运往灌县,再用卡车押运至成都,护运军手拿军阀的公文,大摇大摆地来往于成都与理县之间。除西南之外,其它产烟省的鸦片,也无不由军阀组织保运局派军队护运。

总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大批种运制售多经不肖军人包庇、强迫。农民虽知犯法而不得不种。通过普遍种植和大肆贩运、护运,各地军阀从鸦片税收中得到了巨额的财政收入,鸦片税收成了军阀统治的财政支柱。

在军阀的鼓励和强迫下,鸦片泛滥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穷乡僻城罂栗遍地,吸食成风,通都大邑烟馆林立,随处贩卖,中国人民重新受烟魔的缠绕,难以挣脱。

第一,罂栗遍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主要产烟省区普遍种植罂栗。云南省进入20年代以后,几乎无地不种罂栗。该省以麻栗坝地区产烟土最多,昆明也为数不少。20年代后期,全省年产鸦片达5000余万两。[30]除本省吸食外,有半数出口。30年代初全省有罂栗田100万亩。安徽省在1923年有1/5的土地种植罂栗。20年代中期,宿县在大道两旁皆有烟苗。毫县和涡河之南第八区堡种罂栗最多,有的地区占2/10-3/10。[31]甘肃省的中卫盆地几乎是一大片鸦片田,“人们走过这个盆地时,从四面八方看去,凡目力所及之处都是正在盛开着的白罂栗花”。[32]收获季节“烟果林立,歼陌相连,农家妇女与儿童多在烟林中工作,辛辛勤勤,采此毒汁”。[33]陕西省的渔关、三威、耀州、富平、渭南等地旅行所见,无一队处不种罂栗。“在汉中城内都种着鸦片”[34],如果在5-6月间从汉中向任何方向作三天的旅行都会看到满地的鸦片。[35]河南省20年代内战频仍,军队复杂,私种包运十分普遍。豫西一带3/10的土地种植罂栗,全省种烟区占30.5%。[36]30年代初,豫西、豫东边境种植罂栗面积约占农田的40%-50%以上。[37]由于各省遍种罂栗,鸦片产量大增,20年代后期“已造成中国鸦片对香港、马来联邦、海峡殖民地、安南及缅甸大量的非法输出”。[38]

第二,烟馆土行林立。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烟馆遍地,土行林立,鸦片泛滥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广州1919年公开售卖烟土,当地流行的主要有港土、滇土和闽土。烟土售价为港土每两15元。滇土4元,闽土2元。烟土的大量输入造成当地烟馆遍地,仅汕头一处即有烟馆数百家,大多为退伍军人经营。1926年,广州市设“土膏运销总机关”,日销烟土约1万两,年收税达1000万元。[39]在福建厦门附近,六个县中即有1200多家烟馆。上海也是鸦片非法贸易的中心,仅南汇一地即有烟馆800家,吸食者6万余人。[40]在云南,60%的人吸食鸦片,由于产烟土过多,烟土价格下降,吸食极多。在湖南,1927年夏仅长沙一地就有烟馆7000家以上。[41]湖北汉口为川滇烟土运往内地的枢纽,1929年该地有济康隆、益康和、裕丰祥等烟土公司25家之多[42],均公开挂牌营业,不受法律约束。四川因产鸦片多,每县烟馆达3000余家,全省共5万余家。[43]在安徽,芜湖一地即有10家大烟土公司,毫县城内有十几家,均系钱店兼营,县城内卖熟烟和开灯供吸食之户约40家,自卫团团长及公安局长收烟价每小合1500文,每个烟泡100文。[44]

第三,外国鸦片毒品乘机涌入。由于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外国鸦片毒品乘机大肆进口。旅居中国的外国不法分子也乘机制造贩卖毒品,致使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烟毒空前泛滥。1919年,上海搜获日本吗啡价值35万元。同年,北京税关破获烟土吗啡共8932两,1920年一1921年天津破获码啡海洛因约11万两。[45]1922年,全国各海关查获烟土60997磅,其中进口鸦片为7392磅,吗啡557磅,可卡因、海洛因406磅。[46]1926年,外国麻醉品输入不下40吨,“不能查获者,当不止十倍于此’’。[47]1927年6月-1928年12月,全国各海关查获外国人私运麻醉品数为:吗啡12390两,鸦片560两,安洛因26269两,高根603两,印度麻精467两,另有鸦片精、洋膏、吗啡针、可定磷酸盐剂等名目的毒品,为数众多。[48]这段时期内,南京国民政府虽已成立,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鸦片泛滥并没有得到制止,故与北洋军阀有关。

总之,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虽没有明令弛禁鸦片,但在变相弛禁——鼓励与强迫种植下,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鸦片泛滥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漫无边际的种植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造成粮食短缺;激烈的鸦片争夺战影响了社会安定,造成流民遍野,家破人亡。

第一,滥种罂栗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导致各省饥荒频仍。翻阅有关资料,确实触目惊心。在贵州省。粮价一向比较便宜,每石二三元。自1919年后,几乎遍及全省的罂栗种植严重影响了粮食生产,1921年因缺粮全省饿死的约5万至6万人。[49]在福建,因种罂栗,严重“排挤着小麦”,无“旷地可种良谷”,谷价腾贵。尽管如此,在鸦片歉收之年仍须照旧交纳烟税,不少农民只得“出卖粮食、耕牛,甚至常常要出卖他们的土地以完纳鸦片税”,[50]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广东,20年代因种罂栗发生粮荒,雷州竟因此“饿死二十多万农民”,幸存者也多流亡海外,男的“卖身为奴”,女的“卖身为娟”,悲惨至极。[51]在云南,“大好一片麦地、棉地,亦沦为烟地”[52],因大量土地被种上罂栗,粮田过少,致使粮食价格昂贵。1924年“谷物几乎接近饥荒年头的价格,小麦价格相当鸦片的五倍,而且不易买到。[53]这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数字,如果说鸦片贵重到为金之半价,那么因种罂栗导致的小麦比鸦片价贵并不易买到,便很能说明种罂栗对农业生产的严重危害。在四川,1921年部分地区因种罂栗“粮食缺少发生饥荒”,忠县种罂栗后又遭旱灾,斗米值银12元。涪陵因种罂栗“大饥,栽烟者一家吞烟自尽”,“巴中饿死者,埋万人坑”。[54]在甘肃,由于大量种植罂栗,粮价上涨50%,小麦价格为平时的三倍,一石米25两银子。

第二,各地军阀为争夺鸦片产地和税收而不断进行的“鸦片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鸦片即是金钱,有鸦片即有军饷。鸦片在军阀争夺地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为争夺鸦片产地和鸦片税收,各地军阀经常挑起战争。北洋军阀时期的“鸦片战争”主要有粤桂战争、滇桂战争和两次江浙战争等。据当事人回忆称:“全国各省数十年来的军阀战争,可以说没有哪一方面与鸦片没有关系。”[55]

在1922年的粤桂战争中,桂系由南宁撤退进驻广东,既无军粮又无军饷,全赖烟邦头子陆炎所带的几千两烟土救命。20年代前期,唐继尧因云南烟土无出路,乘两广局势混乱之机,借讨伐依附孙中山的驻粤滇军为名,1924年底出兵两广,希图将势力扩张到两广。入桂滇军及随军商人都带了大量烟土,仅唐继虞即带了数百万两大烟土,以便代替军响到广州发大财。结果滇军出军不利,被久困南宁。后来敢死队在携带20万两烟土突围时,全部被桂军截获,这批烟土对新桂系统一广西、结束滇桂战争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有鸦片就有钱,有钱就能打胜仗,就能扩大地盘,因而为了争夺鸦片,各地军阀不断战争。不产鸦片省从来不敢得罪产鸦片省。广西不产鸦片,所以新桂系对盛产鸦片的云南和贵州是从来不肯得罪的,尽管滇军两次进兵广西,但事后总是广西方面先派人到云南修好。1936年“六一”事变,蒋介石命龙云和吴忠信禁止云贵烟土入广西,后来实行封锁,不到三个月新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向蒋介石妥协,蒋介石才得以统一广西。这些都说明鸦片与军阀内占关系重大。

20年代中期,卢永祥占据上海,每年仅从印度运往上海的鸦片所得税收即可养活三个师的军队。同时,卢永祥还派人直接到印度采办烟土,运往上海和浙江等地销售,采办人和高级军政人员每人都分得几十万元。齐燮元占据江苏垂涎上海,故发生了1924年的齐卢之战。中华国民拒毒会会长罗运炎指出:“民国以来……各省拥兵之辈,莫不力图扩充兵额,以图自固,而保地盘……江浙两次战争,尽人皆知,无非欲夺烟土收入最大之上海,以填其欲望也。”[56]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省的多次战争“实在是争鸦片税与包卖鸦片烟。”[57]民国要员唐绍仪在上海中华国民拒毒会上发表讲演时指出:“民国十四年来之数次战争,均为鸦片,故可称为十四年之鸦片战争。”[58]还有人这样评价北洋军阀时期的军阀混战:“鸦片战争是中英两国的国际战争,而中国数十年的军阀混战,也可以说是鸦片战争在国内的继续和扩大。”[59]鸦片厚利驱使军阀为之而争战,而战争的结果又使人民受到更大的损失,因而军阀与鸦片成为20年代中后期的两大祸害,势在必除。

综上所述,近代各地军阀与鸦片有着密切的联系。军阀为了争夺地盘,扩军备战,无不鼓励、强迫农民种植罂栗,贩运、护运鸦片,想方设法从鸦片的种运售吸中取得税收。各地军阀的存在致使鸦片等毒品如瘟疫般地泛滥,军阀是鸦片泛滥的罪魁祸首,鸦片税收是军阀赖以生存的重要的经济保证之一。北洋军阀统治后期,鸦片泛滥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给整个社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危害。

注:[1][17][22][56]罗运炎:《中国鸦片间题》,转引自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20页,第623页,第626页,第620页。
[2][26]《贵州军阀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3页。
[3][4]《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147页,第148页。
[5][7][36][51][52][54]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623页、620页注、第624页、第629页、第215页、第630页。
[6]高言弘:《西南军阀与鸦片贸易》,《学术论坛》1982年第2期。
[8][12][13][16][32][34][35]《英文中华年鉴》1924年,第554-561页。
[9][24][45][46]《拒土会刊》第2卷第3期,第9页、第5页、第10页,第3卷第2期,第2页。
[10][38]《英文中华年鉴》1926年,第641页;1928年,第526页。
[11][14][15][50][53]《英文中华年鉴》1925年,第586页、574页、578页、第586页、第585页。
[18][21][31][41][44][48]《禁烟公报》第2期,附第26页;专载第20页;第9期,公赎第1页,第7期,公牍第20页;第9期,公牍第3页;第11期,插页。
[19][20]《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第155页。
[23][57][58][59]周宪文:《中国之烟祸及其救济策》,《东方杂志》第23卷第20号,第33页-34页。
[25][39][40][42][43]于恩德:《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第180页-181页。
[27][28]谢藻生:《苦忆四川烟祸》,《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第164页、第142页。
[29][55]黄绍鼓:《新佳系与鸦片烟》,《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第191页、第198页;第176页。
[30][33][37]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46页、第50页、第48页。
[47]《烟祸年鉴》第2集,第5页。
[49]于曙峦:《贵阳社会的状况》,《东方杂志》第21卷第6号,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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