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联邦十不可论》(2)

第一期导读推出以后,有读者反问:“因为中国没有地方自治的基础,就不能搞联邦制?那岂不是永远都搞不成也不用搞联邦制了?这不是素质论的翻版吗?”对此,译者在此提醒,共和制不限于联邦制,不搞联邦制不等于反对地方自治。唯有将地方自治从基层培植起来,联邦制才有存在的根基。例如孙中山反对联邦制,却手著《民权初步》一书,向大众解释议会法则,主张从县开展地方自治。先贤珠玉在前,译者相信在此已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具有参考价值的答案。

(接前文)

张君劢宣判了联邦制的“死刑”之后,意犹未尽,他继续说:“今天单纯出于学理上的研究,一并考察相关的制度问题。省长的产生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他提到,美国以及南美各联邦国的州长多为民众直选,而加拿大与澳洲的则由总督任命;美国州长是地方上的行政首领,拥有行政权力,而加拿大各州有政党内阁,实际行政权在总理手上。如今的文化人言必称民选,但现阶段的中国假如采用省民直选的方法,将催生出相对来说多得多的流弊。竞选人的出身局限在小的地区,“常常束缚于乡里乡亲的情谊,受制于投票者的要求,难有以全局观念为省着想,专论是非而无所顾忌的。省外有省界,省内有府界。在一省之内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将省政建设抛诸脑后。且看省议会议长选举之难,则省长选举亦不难想见。”这是张君劢认为联邦制行不通的第四点。

在这里,张君劢涉及到了省长直选可能出现的党同伐异现象,会因中国省份辽阔且村民乡土畛域之见深固而愈甚,这并非杞人忧天。毋庸否认,乡土思想在今天仍可能是一大因素,我们尤须注意到问题被剙造的源头。秦汉以来,行政区划多按照“山河形便”的惯例,自元代始,则以军事控制为目的,不顾地理界限,无视区域联系,人为造成犬牙交错的局面,将人文差异极大的地区并成行省。国民政府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北伐统一以后,重划省区便被提上了议程。史地学家张其昀曾作感叹道:中国省区太大,“为古今中外之所未有”,省制“起于元代,原为军事区域,故山川天然之形势,于夫民情风俗之同异,不暇顾及也。往往一省之内,因风土人情之殊,遂启感情利害之争,以致省政设施,动多窒碍。”[1]为从根本解决,学者多有细分省区的建议。

例如洪绂提议粤东嘉应惠州、闽西汀州与赣南东江上游的客家文化区域组成东江省,又如将安徽分为淮中、皖江两省,将皖南徽与浙江金华、严州、衢州划为一省,等等。[2]就细分省区的优势而言,一是防范军阀狭省割据,在省内养成独裁,这曾是民国时期最大的弊病。二是由于风俗趋同,民情易达,地方自治更易展开,逆转了小共同体[3]相互割裂、隔离、对立的劣势,更利于基层民主自发生长。国民政府重划省区和县自治的尝试,实际上为联邦制提供了一条根治先天缺陷的道路。自由派见民国派反对联邦制,反对以省为单位的联省自治,以为民国派反对地方自治,实则大谬。民国派正因为意识到了民主的基础在于自组织能力[4],故而对自发秩序[5]在基层的生长抱以耐心,这也是“训政”所以必不可少的缘由之一。蒋中正先生有言:

“无论哪一个问题,都应该加一番思考,下一个比较,然后再下判断。譬如‘民主势力’一句话,我们第一应仔细思考,究竟‘民主势力’是什么?我敢说一句,本党若不是要培植民主势力,那就根本的不必革命,也不必讲民权主义,更不必千辛万苦的做训政工作。我们训政的意义,就是要训练民众辨别革命与反革命之分,使得充分的行使革命的民权,不致被反动派所利用。因为我们所要培植的,是革命的民主势力,我们要用这种真正的民主势力来巩固革命的政权,但不能放任虚伪的民主势力来破坏革命的纪律,扰乱革命的秩序。换言之,我们要遵照总理遗教,养成民主势力,为民众谋利益,决不能随便倣照共产党的方法,借民主的名义来离散团结、胁制党国,使民众更加痛苦。经这么仔细的一剖析,那我们自然不致被符咒式的口号麻醉了。”[6]

注释
1、张其昀.江苏之新省会[J].东方杂志,1927,11(24):8.
2、洪绂.重划省区方案刍议[J].东方杂志,1947,(6).
3、小共同体:家庭、村社、宗族、地方社团等组织
4、自组织能力:摆脱外部影响而自发形成组织的能力
5、自发秩序:系统自然演化的潜在秩序
6、蒋中正《青年底地位及其前途》,中华民国十八年七月九日于北平。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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