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出于争取学术自由的好心，无奈理想与现实之落差。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10年，总共7次辞职：1917年7月3日第一次辞职，1918年5月21日第二次辞职，1919年5月8日第三次辞职，1919年12月31日第四次辞职，1922年10月19日第五次辞职，1923年1月17日第六次辞职，1926年7月8日第七次辞职。如今竟有李敖之流借蔡元培就职北大校长，证明北洋时期“学术自由”，令人大跌眼镜。小编于是公布蔡元培当年的一篇辞职宣言，以供读者眼见为实。
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
（ 1919年6月15日）
（一）我绝对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长：为了北京大学校长是简任职，是半官僚性质，便生出那许多官僚的关系，哪里用呈，哪里用咨，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的公牍。要是稍微破点例，就要呈请教育部，候他批准。什么大学文、理科叫做本科的问题，文、理合办的问题，选科制的问题，甚至小到法科暂省学长的问题，附设中学的问题，都要经那拘文牵义的部员来斟酌。甚而部里还常常派了什么一知半解的部员来视察，他报告了，还要发几个训令来训饬几句。我是个痛恶官僚的人，能甘心仰这些官僚的鼻息么？我将进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一层，所以两年有半，天天受这个苦痛。现在苦痛受足了，好容易脱离了，难道还肯投入进去么？
（二）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开明专制的国度，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英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的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哪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 ” 洪水猛兽 ” 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哪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三）我绝对不能再到北京的学校任校长：北京是个臭虫窠（这是民国元年袁项城所送的徽号，所以他那时候虽不肯到南京去，却有移政府到南苑去的计划）。无论何等高尚的人物，无论何等高尚的事业，一到北京，便都染了点臭虫的气味。我已经染了两年有半了，好容易逃到故乡的西湖、鉴湖，把那个臭气味淘洗干净了。难道还要我再作逐臭之夫，再去尝尝这气味么？我想有人见了我这一段的话，一定要把 “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 的话来劝勉我。但是我现在实在没有到佛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程度，所以只好谨谢不敏了。
《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9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附史料二则：
1、北洋教育部监视蔡元培，严重干涉学校行政
蔡先生到北大后，儘管我们帮他的忙，但教育部袁希涛对蔡很不好，遇事掣肘。袁是江苏教育会系统黄任之的左右手，时蒋维乔亦在教育部，他们就派教育部的秘书、蔡元培的连襟陈任中每天上午11时挟著皮包坐在北大校长室监视蔡先生，遇事就横加干涉。蔡先生曾经很不痛快地对我说：“这真是岂有此理，连我派的管账的人（黄幼轩）他们都要干涉，并且派陈任中监视我，干涉学校行政。”
——沉尹默《我和北大》（作者曾任北大教授和校长）
2、北洋军阀政府曾欲置北大校长蔡元培于死地
蔡先生自长北大，容纳新潮，大倡改革，久为北洋军阀政府所嫉忌，早欲去之而后快。五四运动爆发后，反动政府即主严办学生，解散大学。据说政府会议时，傅增湘曾为蔡先生辩解，钱能训怒曰：“汝谓蔡鹤卿校长地位不能动摇，假如蔡死则何如？”言外之意，显然是阴谋暗害蔡校长，摧毁北大，瓦解五四运动。
——高平叔《五四运动时期的蔡元培先生》（作者曾任蔡元培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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