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袁世凯花钱收买的对象

摘自中国近代史通鉴(1840-1949)第六卷(下)第202-221页，出自唐在礼遗稿《辛亥以后的袁世凯》，原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3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年版。

袁世凯花钱收买的对象，就记忆所及，还可以想起一些：

（一）政治性的怀柔费用：

这方面支付次数最多也最复杂，主要是为了收买民党党人或其他方面反对派人物。如有一次袁克定找杨度介绍梁启超，袁克定对梁密宴款待，还送了很多钱给梁。又如那时给进步党林长民、汤化龙、刘崇佑很多次大笔的款子，也是为了收买他们。由于事隔多年，详细情形我现在已说不出来。

袁对黎元洪用了很多心血。在袁左右说黎坏话的人很多，有人说如不加防范，黎的生命可能有问题，如果出了问题，袁将有口难辩，对袁将有很大的不利。当时黎的地位名望都很高，各方面的人都想拉拢黎，这也使袁很不放心。因此袁把他安置在瀛台居住，说是为了确保他的安全。当时府里警卫严密，出进瀛台的人很有限，黎当然对于这样的“优待”不免有些情绪。袁知道我和黎有一段渊源，就叫我去联系黎、照顾黎，并且郑重地叮嘱我，如果黎有所要求，一般的要让他十足满意，不用请示，马上给他办到。所以黎那时推荐什么人，安排个挂名差事，每月拿几百块钱，只要黎开口，提示姓名，我如奉到袁的命令一样，总是当天替黎办到。除此以外，我还常到瀛台去见黎，亡妻沈友琴三天两天常在黎家。我们夫妇俩都着意安慰他，把外面的事讲给他听。同时我按照袁的命令，常常把袁对他绝无歹意的话说给他听，千万让黎放心。黎表面上似乎没有担忧的神情，但他内心难免也有些不满。这些情况，事后我都向袁回报，因为袁命令我，要勤到黎家去，事无大小都要回报。每次回报之后，袁都说我办得好。有时黎要见几个湖北的老朋友，我就一一给他找到，但事后也将情况回报袁。之后，到我调部接陈宦的事的时候，陈调四川将军，我病后就更常去黎处坐坐谈谈。黎不大说什么，送钱去，他总是如数照收。

除用特别费收买以外，还使用不少的办法分别对待一些所谓“自己人”、“外人”和“对头”。

过去不是自己人的，其中有的是清廷的贵胄或官僚。对于这类对象，凡本人不愿离京他去的，就予以安置，给个挂名差使，每月贴补若干，使他们安心吃现成饭，但官场的活动一般很少请他们参加。如阿穆尔灵圭、那彦图等都安置在翊卫处当都使、副都使等职，铁忠安置到统率办事处参议处行走，冯耿光等被聘做总统府顾问等等。

袁对各方面用特别费收买和金钱维系的主要情况如下：

１．特大数目的，每次馈送总在十万元以上，有的多至四、五十万。比如像杨士琦活动的范围很大，影响也很重要，给他的特别费就不止四、五十万元。这类特别费的对象有：

世续，字伯轩，正黄旗人，在前清做过文华阁学士、资政院总裁。他是清廷的重要人物，当时是内务府大臣，他早就和袁有关系，靠得住。袁与前清势力的联系，要以这位“世中堂”为最多，起的作用也最大，通过世续掌握了清室内部的主要动态。给“世中堂”的钱，都经袁自己的手。还有些付给旗人中重要人物的钱，也是经世续的手过付的。

奕劻（清庆亲王），袁对他仍旧孝敬，他是袁老早就收买过来的，这笔特别费经常由世续过付。像这一类的对象，是由袁在财政部拨归他自己支付的特别费项下自行处理的。因为对旗人送钱抚慰，在当时是名正言顺的。

荫昌，留德学陆军的，作过清朝陆军大臣，袁为了笼络他，早就花了很多心血，所以荫昌很捧袁。给荫昌的钱也是财政部的款子，由袁自付。袁给荫昌的款子不仅仅他一人用，也分些给当时一些青年亲贵，他就在青年亲贵中替袁说些好话。

杨士琦，字杏城，杨士骧之弟，安徽泗州人。这人的特别费领得很多很多。他在东南暗中活动，不露面，但作用很大，在下节详述。

蓝天蔚，士官二期毕业，原是民党，被袁收买过来。

冯国璋，禁卫军的统领，这是袁手下最重要的大将之一。虽是自己人，也送大钱给他。

蔡乃煌，清末上海道。袁对蔡花的钱，有经济作用，也有政治作用。在经济方面，蔡后来把应当上缴财政部的鸦片捐税，直接汇交袁个人使用。在政治上，袁常密令蔡用地方官势力在上海抓人。这人很重要。

郑汝成，主持江南密探活动，袁给了他很多钱。

龙济光，云南蒙自人，当时掌握两粤军事实力。被袁收买过来以后，他在西南杀掉民党不计其数，向袁报了大功。

２．大数目的，即每次馈送总是十万、八万元的。受领人中有些是各省当权的军政大员，一般都由袁先和他们会面或通过代表或函电有过秘密接洽。洽妥后，由袁指示财政总长，由该员用省的名义向财政部请拨。不经过上面的手续和袁的亲口答应，财政部是分文不付的。各方面的重要人物，如陆荣廷、程德全等，原来直接间接都与袁接近，他们并非自己要靠民党，但民党拼命拉拢他们，袁就用大笔的特别费收买他们，使他们决心拒绝民党。还有那些原与袁关系不错的，也通过特别费巩固他们和袁的关系。这类特别费的对象有：

倪嗣冲，是安武军的统领，安武将军，原是袁的老部下，也是自己人，袁很重视他。他拿了袁钱后，杀的民党不计其数。当时有人因信中写着“与其贪生苟活，何若博浪一锥”这句话，被倪查出，即抓来杀掉。

张勋，定武军的统领，定武上将军，长江巡阅使，和倪的情况差不多。南京破城三天不点名，放纵兵士任意杀掠。

张作霖，东北与内蒙古之间的实力派，二十七师师长，给钱拉他拥护帝制，但他后来是反对帝制的。

唐继尧，云南都督，是西南的实力派，袁对他很费心机，但始终靠不住，他有点两面派。

杨善德，也是自己人，马厂老四镇出身，第四师师长，淞沪镇守使，在江南地位很重要。

赵凤昌，是江南的重要人物，和杨士琦配合着。

铁良，在旗人中既是军界老前辈，又是新派的重要人物，但他不带兵。他与青年亲贵们还亲密，而办起事来又能几方面都顾到，因此人缘不错，在旗人中很有威信。这人和袁是老关系，但表面上是宗社党的重要人物之一，表面上反袁，而实际早被袁收买到手。他和奕劻差不多，不过不像奕劻那样已经不为亲贵所信任，所以袁对他的特别费相当大，这里情况很复杂，不容易明白。

王芝祥，通州人。在西南新军中做过大官，被买过来了。

曹锟，袁的死党，由袁一手提拔出来，唯袁命是听，特别费给得也多。

张绍曾，小站的学生，我在士官一期的同学，是直隶军事方面的特殊人才、新人物。他曾在第五镇任炮兵团长，我在山东担任团长，就是接他的事。他后来升任第二十师师长，成了新人物中在袁处的基本队伍。他很容易见到袁。

姜桂题，亳州人，老毅军的统领，做过热河都统，常有事和袁接触。袁称他老叔。他在袁面前很随便，说话惯用带脏字儿的口语。他对后起的军人，开口即称“小屌孩儿”，对袁也是这样，有时且当着袁的面端起痰盂小便。只有他敢于如此，袁对他也莫可如何。袁给他钱，要他把军界老前辈拉拢在一起。

赵倜，宏卫军的统领，是毅军底子，从毅军分出去的，在河南有实力。

王怀庆，袁手下的老人，前通永镇守使。

马福祥，回族头脑人物，宁夏护军使；和袁是世交，但靠不住，还是要花大钱收买。

张广建，合肥人，甘肃都督，他是完全拥袁的。袁给张的钱，也有经济代价，听说张运很多烟土来，但这事弄不清楚。

张凤岁羽，留日的，陕西军事实力派。

江朝宗，安徽人，袁很早就有钱给他。他是对北京当地情况最熟的一个人。曾任清朝总兵，入民国改任步军统领。北京的治安袁是靠他出力的。

张敬尧，安徽人，袁的死党，先是第六师旅长，后任第七师师长，与袁克定关系很密切。张拿到钱拼命打民军，袁乃任他当师长，以资鼓励。

聂宪藩，合肥人，聂士成之子，前保定督练公所参谋处总办，是老资格，有些北洋老人由他联系。

金邦平，前直隶总督衙门的文案，和张一麐关系很好，利用他拉拢些老人。

汪精卫，袁很早就收买他，从在监狱里的时候就买通了。后来一直给钱，听袁指使。他的钱是通过陆建章领取的。

叶德辉，湖南劣绅。

王揖唐，合肥人，进士出身，帮袁办统一党对付民党。

叶恭绰，梁士诒的人。

杨缵绪，西北实力派。

麦信坚，唐绍仪、梁士诒的人。

马龙标，军警督察处，在直隶、河南各地开孔社，捧袁世凯。

贡桑诺尔布，蒙古王公，袁通过他拉拢其他蒙古王公。

那彦图，满洲都统。阿穆尔灵圭，亲王，翊卫处都使。

溥伦，贝子。

段祺瑞手下的人。段祺瑞、徐树铮等在经济方面有他们自己的办法。购买军火的回扣，逐渐由暗取到明收。固然他们对袁也有孝敬，只是陆军部分得到，总统府倒得不到分润。但我是特殊的，由袁指派的人物，所以每次总有一些好处，为数有限。段、徐经济既有自己的来路，袁也就不客气了。但对段手下的人，约有五、六个段的亲近人，袁是给钱的。这钱既不经我手，又不经段芝贵、赵秉钧的手，是通过袁克定给的。袁手段凶狠，收买了段手下的主要军事人物以后，就把段幽禁在东四铁狮子胡同老陆军部后府学胡同前宅，内外隔绝起来，不许段问事了。不过，那时冯国璋、王士珍都可以去看他，我在病后也去看过他。为时不久，就恢复段的自由。段也不管这些，他有话还是要说，他是公开反对帝制的。王占元，第二师师长，壮威将军，湖北的军事实力派，袁的嫡系。北洋军界的老资格，与段祺瑞差不多，但文化不够，所以吃些亏，在武备方面当时有他长处。

陈宦，是黎元洪的亲信，黎保荐他为参谋部次长代黎拆行。陈常喜见袁，袁知他是黎的亲信，竭力拉拢，特别费由袁自己支付。

汤芗铭，汤化龙之弟，本来留法学海军，遇事投机。他接了袁的钱后，所杀害的民党不计其数。

程德全，徐世昌的人，江苏都督，这人袁认为是靠得住的，但没本事。

袁大化，字行南，安徽涡阳人，新疆巡抚，后来做民军的都督，被买过来了。

３．中等数目的，每次四、五万元乃至六万元等：

蒋雁行，士官一期，北京训练总监，讲武堂堂长。

陆锦，士官一期，模范团团附，袁的嫡派。

王廷桢，士官一期，学骑兵的。先在第一镇旗人师里任团长，是九镇的统领，后来当了模范团的骑兵督连长。

李纯，小站学生，好出风头，北洋第六师的旅长，和冯国璋走得很近，被袁买过来的。

许兰洲，字芝田，南宫人，湖南陆军学堂毕业，黑龙江巡防第二路统领，黑龙江第一师师长，将军府参议，代理黑龙江督军。

孟恩远，字曙村，天津人。吉林护军使，后任吉林将军。

杨以德，天津警察厅厅长，专杀民党，杀得很多。

田应璜，在山西军事方面有实力。

张钫，这人相当重要，是袁老家的军事土著，有实力。

田文烈，北洋督练公所三个总办以外，有几个参议，田是其中之一。他是老文案，笔下很好，同北洋大臣很接近。我那时还不大见得到袁，有时有话他可代转。

哈汉章，是黎元洪的人，原是湖北陆军出身，张之洞的学生，留日士官二期，与冯耿光同期同学又很亲密。哈与民党靠得很近，被袁买过来了。抓张振武的前后，哈是两面跑的，活动很积极。张被害后，袁任哈为总统府咨议，每月馈送五百元。

梁启超，司法部总长，是由梁士诒拉拢的。袁见他的时候少，袁克定却同梁启超走得很近。我知道克定请梁吃过饭，支过特别费也由克定经手。

朱瑞，浙江都督。

汤化龙，参议院议长。

４．数目较少的，一次送一至二万元，或安置顾问、咨议等挂名差事，并不办公，每月送薪资公费数百元至一千元不等：

曹汝霖，论资格还差，但他当时很活动，有关日本方面的事，有时找他谈谈。

萧星元，士官一期。后来被任为总统府侍从武官，与冯耿光走得很近。

高凌霨，湖北张之洞手下的人，调北京做京兆尹的。

许世英，安徽人，清拔贡，任政治会议委员。

许崇智，士官三期，在广东有实力。

冯耿光，士官二期，军咨府的厅长，贝勒载涛的得意僚属。冯与良弼、吴禄贞都很密切。袁因各方面的关系，任冯为总统府顾问，每月送五百元到冯家里，都是我亲自送去的。尽管如此，冯对袁仍无好感。冯在军咨府很有地位，军咨府裁撤后，冯想退居家乡。袁遣人警告他说，他回粤不如在京安妥，所以冯虽请假回籍扫墓，不久即回京，接受了袁的任命。

铁忠，士官一期同学，荆州驻防旗，回国后即到湖北带队伍，后来调京补任统率办事处参议处行走，也是每月送钱的。

５．“自己人”也支特别费，但数目无定，有时大，有时小，有用项时多支，无用项时少支，支时也是凭袁的手条：

朱家宝，清末安徽巡抚，赵秉钧死后署理直隶都督。

朱启钤，内务部总长。

周自齐，字子廙，山东单县人，曾任清度支部副大臣，是老财政。

梁士诒，字翼夫，又字燕孙，清署理邮传部大臣。

张镇芳，字馨庵，河南项城人，袁的亲戚，清进士出身，任直隶按察使（臬台），署理过直隶总督，民国任河南都督，是打白朗的主持人。

阮忠枢，字斗瞻，合肥人，举人。袁任山东巡抚时，阮即当袁的文案。多少文案中，阮稿最当袁意。阮吸鸦片烟，每天下午３时许才起身办公。阮署理过顺天府尹，邮传部副大臣，（原称侍郎）。袁复用时，阮曾两次到彰德请袁出山。第一次袁托辞足疾辞谢，第二次阮是带着隆裕的懿旨去的。阮行二，兄弟五人，其兄忠植，延吉厅同知，伊兰道尹，崇文门监督，后来任安徽省长。三弟忠极，天津道。四弟忠模，山东临清州知州。五弟忠桓，长江巡阅使署军需监。

袁乃宽，袁的大同乡，认本家，跟袁多年，极得袁信任是袁的家臣，大管事。

唐在礼，士官一期。一期原定四十人，由两湖、江浙、北洋、两广各省区及南京、上海、广州、天津各地等大员举荐。毕业时有一同学死在日本。回国后，三十九人除几人留京任用外，余皆分在各省带兵，在各省皆有实权。我对同期同学联系得很好。其后二、三两期同学陆续回国，皆在江浙、两湖、闽粤各地任职，也由我与他们联系。这样，袁很重视这一方面的力量。

段芝贵，字香岩，合肥人。天津武备学堂出身，署理过黑龙江巡抚，做过蒙古都统，湖北彰武上将军，奉天镇安上将军，袁的亲信，对袁百依百从。

雷震春，合肥人，以前任北洋督练公所的参谋处总办，后来在北京军警督察处专门办案，搞治安，抓民党，是个杀人魔鬼。

吴炳湘，合肥人，京师警察总监。

顾鳌，留日学法政的。

杨度，留日学法政的。

陆建章，与段祺瑞接近，北洋武备学堂出身，军政执法处总办，杀人无数。

唐天喜，袁叫他喜儿，小站出身，曾任烟台骑兵旅旅长，后任总统府卫队司令。

张士钰，小站出身，是段芝贵的亲信，以后成了袁的亲信。

（二）“采访”、“通讯”、“宣传”等费用：

这一方面的情况也是很复杂的，当时就称它是“采访”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包括面很广，因此处里对这方面的支付费用是庞大的。因我只管付费，所以对他们那些不足为外人道的工作了解很少，甚至连荦荦大事也不能列举。当时的《亚细亚日报》、《国华报》都是袁办的，但其内容我也不十分清楚。总的情况知道一些，就所知谈谈：

首先是利用报馆的访员。访员一般都是袁的亲信人介绍来的。比如张一麐就介绍了好几个，别人也有介绍来的。这些访员每天按时出入公府，主要是“采访”公府透露出来的官方新闻，有人接待他们。在后一时期接待访员的，重要事项由朱启钤、梁士诒出面，普通事项由杨度、夏寿田、向瑞琨、孙毓筠等应付。他们接触访员，总的说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官方向访员透露消息，借此利用访员散布、宣传有利于当前企图的资料。消息有真有假，有的夸大，有的是捏造出来的，有的是故意放的空气，有的是解释性的。比如说国家如何如何困难，到如今不借款不能过日子，借款乃出于不得已等等。有的消息替袁说好话，明知外面有些人责备政府或袁，就针对这些问题做成“答客难”式的说明，进行辩驳，转对责难者派他们不是，等等。另一方面是暗地里给访员们些钱，还给他们些方便，如暗地里介绍机关的头脑，为他们打点交通上的便利等等。有时还叫他们打进各方面去刺探活动情况回报。这笔用项也是通过军需处拨付。

其次是密探。密探两个字，当时不肯被外面知道，一般是用“通讯”、“宣传”等等名词遮掩。在密探圈子里，固然有用“密探”身份在外面招摇撞骗的分子，但这些人多数属于密探的“须子”，也就是狗腿子，如果招摇得过分，是会被收拾掉的。真正密探都不愿露出自己的身份，露出来既不容易办事，又为社会所瞧不起。这些人举止相当阔绰，有的还在机关里挂名兼差，家里有电话，出门时整天在玩乐场中随和，一般称为“通天地人”的朋友。那时像军警联合公所等等都是密探机构。他们不仅有专设的机构，而且在各军队、各机关、各交通方面，也都安插些人进去。有的是一般的密探，专采探些一般情况、人物动态等等。另有特别密探，专探具有特殊性或重要性的消息，或是专为一事、专探一人的。那时主要任务是钉民党和反对袁的人。抓到那些人，只要是不知名的，差不多总给安上一个宗社党的帽子，拉到后门什刹海枪毙了事。有时怕走漏风声，就索性给换个假姓名，究竟杀掉的是谁，大家都莫名其妙。抓到了人经审讯、定谳后，经手刺探、办案的密探都有奖赏，因此密探们吃喝花用光了，就做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诬陷些不相干的人，谁也弄不清楚这笔胡涂帐。对有名的人，就要用别的手段了。有关这种事，大事、重要事归民政部掌握，其次的或一般的归军政执法处和京师警察总监处理。特别费也是由军需处支付的。

袁干这种勾当是老手。他下面的两把能手是北方的赵秉钧和南方的杨士琦。赵秉钧干这一套大家都知道，并且他最后自己也遭了袁的毒手。他被杀因由，据事后内部传说，是为了他派遣应夔丞杀了宋教仁以后，在上海露了马脚，袁得知之后，大怒之下，知道应要到北京，就叫人在路上把应刺死。赵得应死消息，曾打电话到总统府询问谁叫人把应打死，回说是总统的意思。赵说：“这样，今后谁还肯为总统出力？”几天以后，赵生病，向例由袁荐医，他服药以后暴死，这事后来谈的人多了，但在当时却不敢多讲，也不敢多问，怕闯出事来。杨士琦表面岸然像个学者，实则此人险辣比赵有过之无不及。张勋本是袁一手提拔的一个中军，庚子慈禧、光绪出走，回京时张被派护卫，得到慈禧的“圣宠”，从此出头。回京后，慈禧住在颐和园，张充侍卫，就巴结上了慈禧宠任的太监李连英，交往得很密切。这时张对袁已逐渐疏远，袁很不放心，就曾利用杨、张莫逆的关系，一面通过杨和张密切的往来了解张的活动和心情，一面转而从张那里了解慈禧的动静。杨尽其所知都密报给袁，这事我是从袁乃宽那里得知的。杨为袁进行这类活动，为时很久。我知袁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杨即频繁地来往京津之间，袁专着他向关系方面带口话，在京进行活动。杨那时每次进京必到庆王处，庆王把知道的事都告知袁，有些事情还托杨向袁请教如何进退。到南北议和以后，赵、杨已成袁的死党，赵在北而杨在南。杨参加议和以后，即未回京，随即在上海停留下来，在壬子、癸丑两年中办了不少重要的事，为袁立了大功。那时对付民党都是杨为之设计，他与袁、赵暗通消息，作出安排。他曾利用民党与旗人做对，使旗人与民党成为不解之仇，同时也挑拨民党各派系使相互攻讦，还唆使地方官僚、地方势力反对民党。据袁乃宽说，杨做的事比赵多。郑汝成是杨的一个大帮手，后来死得不明不白，但是死后还封了侯爵。这些事我当时怕谈怕问，所以不清楚。

袁对段祺瑞很用心思，在段左右上下安排了很多人。有不少人讲段酷爱围棋，固然这不失为事实，但他也有难言之隐，当时不免有些借棋隐身的做作。

既然袁世凯这样算计人、防范人，别人也就不免用同样的方法动他的脑筋。就如上文我曾提到的那位从财政部军需处调来的人，这人的姓名想不起了，后来我知道他和段祺瑞关系很密切，和梁士诒也有关系。他在名义上是部里荐来的人，但实际由于袁信任他，认为他做事很谨慎妥当，不知这人却并不如此简单。照军需处规定，所有军需费用的支出是绝对保密的，尤其是一切特别费、秘密费，给谁和给多少，连陆、海两部总长也不得知，因此，段对此事很不满意。而这个人看他外表对袁忠实，骨子里却很机灵、善于应付。他既巴结袁、又巴结段。他总把段急切需要的消息，也就是军需处的活动情况向段传递。当然段在这方面很高兴。这人后来才告诉我，他当时向段透露消息很害怕，怕弄出事来，性命难保，所以他每次都求段千万不要把话流露出去。段对他很加鼓励。而袁也深信他，绝未疑到他会如此，他就平稳地活下去了。

后来政局突然一变，大权落于段祺瑞之手。大家认为段必然要对我下手，我也很担心。自己思索，自袁在筹备帝制时调我到部，与段抵触不太直接，希冀或者因此能比别人办得轻一些。不料出我意外，段因那人对段“效忠”，爱屋及乌，对我未挑剔。那人又为我说了好话，段以为当时我任主管，要不是我对他不存成见，那人也不敢透露秘密，倒是可以理解的。现在想来当年我之未得罪段，的确也是很不容易的。

袁处处怀疑人、监视人。我有个时期也很自危。本文前面我已提到，由于和袁一次对话被从统率办事处调到参谋部去。这事过后没几天，我即患了猩红热，约有两三个月，既不能到部，也不能到府。那一个期间，固然我的病很严重，政治上也处在很危险境地，搞得不凑巧都有性命之忧。袁在这一时期对我很怀疑，他不仅派随身伺侯过他一二十年的女仆常到我家馈送食品，说东问西，还派他的第二个女儿常来我家。这位二小姐与沈友琴原即相处得很好，借此问长问短，总是要知道我究竟是真病还是装病，为什么正巧在那时候生病。真是岂有此理，我性命都顾不过来，岂有装得如此周到的。此外，袁的卫队统领唐天喜也常来看我，还有一次带着袁送给我的滋补药丸来。据唐说这是总统自用的补药，是请“大老爷”亲自监配的（当时袁自服的补药都是从各地采办的上等药材，交袁的本家哥哥“大老爷”袁冕堂亲自监配）。唐还亲热备至，说：“总统请您服用，当时就见效验。”说着就着老妈预备开水，劝我服用。此外还常煨些鸡汤和“总统吃着可口的小菜”在用饭时送来叫我吃。在袁方面，不能不说是热诚可感，但在我方面，则确实害怕得紧。因为袁的花样实在多，弄得不好，我送了性命还不知是怎样死的呢！

我病好了之后，立即上总统府去见袁，自忖又闯过了一道鬼门关。

（三）行军费用：

当时袁世凯对南北各地连续用兵，既有表面化的，也有未表面化的。统率办事处因对南方用兵的调度频繁，所需费用亦浩大。有时密谋分化对方的军力，一经与对方中下级军官接洽妥贴，把他们收买过来之后，就要从优供给他们调度费和开拔费。例如在收买二次革命的民军时，运动取消安徽、江西各省和广州、南京各地的独立，就花了大洋几百万元。这些事我都只略知大概，不得其详。总之，这方面袁是毫不吝啬的。此外，袁对军事有特别用项，有时也在行军费用项下支用。有时碰巧问题来了，而他和财政总长谈着，有些费用便从财政部一直拨出去，好在这种秘密支付原没有什么一定成规，也就不受形式的限制了。

（四）扩充建立军团、军校费用：

袁世凯为了继续不断地扩充军事实力，就想通过各种方法，造就一大批自己一手栽培出来、绝对服从自己的新军事人才。当时除对袁嫡属的北洋军队普遍扩充实力以外，还另行建立了相当于一个混成旅的军事模范团。这个模范团一面在扩建军队方面起改良军事训练的模范作用，一面也就专为恢复帝制建成“御林军”。名义上袁世凯自任团长，袁克定、陈光远任副团长。团长、副团长以下的军官都是与袁克定有关系的人，班长都是调用保定军官学校第一、第二两期选拔出来的优秀的、特别是身材高大的毕业生充当。该团教育计划是由蒋方震编制的，原想很快就扩充成师。第一期毕业后即按照袁的计划编了第十一、十二两师，李奎元任第十一师师长，陈光远任第十二师师长。

蒋方震是日本士官第三期毕业的，在第三期中国留学生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当时日本士官毕业考试的前三名，向例由日本天皇颁赐军刀，视为特殊荣典。蒋毕业后也“荣膺”颁授军刀。毕业生回国至陆军部报到后，经过考试，一般都分发在各省任用。蒋和几个优秀生被留京任用，有的安插在陆军部里，有的任了实缺军官，只有蒋一人被派到德国留学深造。因为蒋在留学期间成绩也很好，就由德国军校保荐留在德国参加军事见习，在见习中又逐步擢升到连长，受到当时德国军事家小毛奇的重视，所以曾调蒋到德国参谋部学习。蒋由德归国后，袁世凯很器重他，同时也不免怀疑他与民党党人有关联，只叫他担任保定军官学校的校长。蒋在当时确是留学外洋归国学生中杰出的文武全材，当时日本对我国的侵侮非常严重，蒋对此极为愤恨，亟欲借军事教育发扬尚武精神，他提出了练兵雪耻的条陈，主张改变小站练兵的老办法，实行革新，扩大军官学校，创办中国士官学校。他主张不用日本军事教育方法，完全采用德国方式。袁世凯对此表示赞成，并经统率办事处批准。那时袁克定崇拜德国的思想是很突出的，对蒋的一套非常欣赏，蒋因此兴致勃勃地提出了一套军事教育计划并拟制了军费预算，还对学生们宣传他的计划和计划实行后的预期效果。不料此际受着段祺瑞和陆军部军学司司长魏海楼横加阻碍，未予核准。魏是段所创办的北洋军官速成学校出身的，也是段安插在陆军部里的。那时在中国军界人物中，北洋速成派与日本士官派的明争暗斗已经相当厉害，这矛盾象征着段与袁的抵触，但很显著的是军界中日本士官派的势力最雄厚，他们都一向主张一切采用日本式。这些人一面反对蒋，妒嫉蒋，贬抑蒋，另一面就在暗地里掣他的肘，不仅对他的计划预算不予通过，在人事任用方面也使蒋遭遇到很大的困难。蒋对此极为恚愤，就召集全校学生，讲述事情的经过，并在讲述时痛哭流涕地表示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上无以对国家，下无以对同学，当场掣出手枪自杀。经在讲台上的同事急阻，已来不及，蒋戕伤胸部，幸经急救未死。

袁世凯于蒋自戕未遂之后，特任蒋为将军府将军，抚慰备至。袁就决定利用蒋练兵雪耻的热情，答应实现蒋所提出的改良北洋军队原有制度，实行蒋所编制的全国军事教练计划，企图达到他确保皇位、武力统一的阴谋。

当时袁世凯除成立模范团外，同时还设立讲武堂，任士官一期毕业的蒋雁行为堂长，调集各省北洋六镇的亲信军官和各省拥袁军政大员推荐的少年军官，到北京参加训练。袁对这些军官“恩惠有加”，使他们心悦诚服，训练以后放回本省提升任用。袁还准备与此相辅而行地再把模范团历届毕业的团员，除选拔精锐作为建军骨干外，拨一部分分发各省，着重提拔任用。一般毕业团兵初到省时，要求派任为本省主要军队里的连排长或教练官等。这样袁就可通过模范团的团兵和讲武堂的军官，一面深入了解各地的军事实情，一面贯彻他的意图了。

此外，还组织了和拱卫军相对称的翊卫处，起初拟命名翊卫军，嗣恐满蒙老军人借此招兵买马滋生事故，所以称之为“处”。这个翊卫处是袁为笼络一些和他亲善的满蒙老军人而组成的。此处官多兵少，都是吃干俸不办事的，这样也正合他们的要求。翊卫处的都翊卫使是阿穆尔灵圭，副都翊卫使是那彦图。袁的打算是利用这样一个机构，逐步把满蒙的军人头目网罗到手下，每月给他们几块钱，省得他们搞别的事，出乱子。

同时军官学校也要扩充，并要大事改革。因此，这几方面的军费、械费、编练费、设备费等都与既往不同，调拨得很宽裕，要求条件提得很高。模范团那时驻扎在旃坛寺、海甸、南苑等地，常在天安门前广场操练，团兵一般穿蓝制服呢军装。袁世凯平时很少出门，但为了鼓励模范团，曾亲自到天安门城楼上检阅。除以上经常费用外，军校也有特别费，数目也很大。

（五）购买军火费用：

购买军火的事，向来是陆军部段和小徐（徐树铮）经手的。袁在设立军需处时，要把这件事抓过来自己办，也属一宗要务。无奈段、徐始终不肯放手，我们又没有内行人，所以事实上无如之何。由我经手的，也就是军需处经手的，前后只有两批军火。一批是讲武堂用的，一批是模范团用的，为数极少。那是袁着我撇开陆军部干的，我自己没办法，还是找坂西设法给办的。

此外，国内订制军火，一般都向德州机器局洽办，有的军火由我直接接洽，有的由陆军部洽办。这种事管了只有麻烦，没什么好处，我从来对这件事也没起过劲。袁不催，就让陆军部照旧办事也就算了。我在袁手下办事一向如此，上边交下来我就办，不交下来我就算，一点也不敢自我生事。袁对如此作风的人很赞成。

（六）发动帝制费用：

这项费用一向是不指明的，只是我们自己有数。但后来张士钰来了，大半都经他手，从我那里拨到统率办事处，张由处里如何转拨各方运用，我就不知道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