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共產極權造成了人類上億死亡的悲劇。針對共產主義的批判，門格爾、哈耶克諸士，多只集中於經濟，鮮有涉及哲學。無神論、劣根性、大一統、秦制……則無不成為眾人所執之詞。然而，若對共產主義的緣起莫衷一是，對消解極權的方案便無所適從。小編故提供一文參考，望能指點迷津。本文選自馬華靈《反自由的自由：伯林與施特勞斯的思想紛爭》第53-80頁，聯經出版公司2019年版。原文繁長，有刪減，註釋略，題目自擬。
以賽亞·伯林（Sir Isaiah Berlin），20世紀著名的政治思想史家，生於俄國，移居英國，對蘇聯體制有過長久的思考和深邃的洞見。
在伯林的政治哲學中，蘇聯共產主義的理論根源是西方思想史中根深柢固的一元主義。一元主義有兩種表現形式，在哲學領域，它表現為哲學一元主義；在政治領域，它表現為政治一元主義。前者構成了後者的基礎。正是如此，伯林的極權主義觀念可以區分為兩個密切相關的部分：第一部分是蘇聯共產主義的理論基礎，即哲學一元主義；第二部分是蘇聯共產主義的實踐邏輯，即政治一元主義。
一、哲學一元主義
在伯林的哲學框架中，人類的問題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具有明確答案的問題，即可以解答的問題（answerable questions）。可以解答的問題並非一定可以解答，但是，無論如何，我們知道如何以及去哪裡尋找問題的答案，亦即我們知道解答問題的方法。第二類是沒有明確答案的問題，即無法解答的問題（unanswerable questions）。無法解答的問題並非一定無法解答，只是我們不知道如何以及去哪裡尋找問題的答案，亦即我們不知道解答問題的方法。可以解答的問題又可以進一步區分為兩種：第一種是經驗問題（empirical questions），第二種是形式問題（formal questions）或規範問題（normative questions）。而哲學問題既不是經驗問題，也不是規範問題，而是無法解答的問題，因為哲學問題的核心特徵是我們不知道去哪裡尋找問題的答案。
經驗問題是可以通過歸納法來解答的問題。在伯林的視域中，歸納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觀察法，它可以應用於常識領域。例如，如果有人問我們：故宮在哪裡？我們回答說：在北京。那人又問：你怎麼知道故宮在北京，而不是在上海？我們答道：因為我們去北京參觀過故宮。因此，只要通過親眼目睹，我們即可回答常識問題。另一種是實驗法，它可以應用於科學領域。例如，如果有人問：水分子由什麼構成？我們回答：水分子由氫和氧構成。如果他又質問：你怎麼知道？我們回答：我們可以用實驗證明給你看。因此，只要通過實驗證明，我們即可回答科學問題。
規範問題是可以通過演繹法來解答的問題。數學與邏輯學都是回答規範問題的學科，它們以一系列公認的公理與定理為基礎，通過邏輯推理，逐步推出相應的結論，以此來解答規範問題。棋藝與遊戲中所涉及的問題也是規範問題，它們以約定俗成的規則為基礎，因此，下棋與玩遊戲實際上就是遵守規則的過程。以國際象棋為例，王棋一次只能走一步，走兩步就是犯規。如果你堅持王棋可以走兩步，我只能回答說：「規則就是規則：你要麼接受這一套規則，要麼就接受另一套規則。」此外別無他法。如果我們對國際象棋中的走法產生困惑，我們只要去熟悉一下國際象棋的規則就可以了。
經驗問題與規範問題都是可以解答的問題，兩者具有一個共同特徵，即我們知道解答問題的方法。即便我們不知道問題的答案是什麼，但是我們依舊知道用什麼方法來解答問題，去哪裡尋找問題的答案。你不知道遙遠的星球的背面是什麼樣子，因為你從未看見過，但你卻知道如果你能飛到那兒去的話，就像你現在可以飛臨月球一樣，也許你就看見了。同樣地，規範性學科方面也存在一些尚未解決的問題，但同樣存在一些大家接受了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你知道，你不可能靠看、靠摸、靠聽來解決數學問題。同理，僅靠代數推論也不可能在經驗領域找到答案。」因此，不管是經驗問題，還是規範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都是存在的。經驗問題可以通過歸納法來解答，而規範問題可以通過演繹法來解答。
在伯林的學術框架中，可以解答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元主義的理論基礎。經驗問題是經驗一元主義（empiricist monism）的基礎，而規範問題是理性一元主義（rationalist monism）的基礎。經驗一元主義淵源於經驗主義哲學家，例如洛克、貝克萊與休謨。在伯林看來，經驗主義者及其追隨者的共同特徵是，他們都意圖把自然科學應用於社會科學中。自然科學界的牛頓在物質世界中取分別。社會科學家研究人類，就如同自然科學家研究貓狗桌椅一樣。真正重要的問題，不是區別研究對象，而是發現客觀規律。一旦我們發現了規律，我們就把握了真理。社會科學領域跟自然科學領域一樣，所有真正的社會問題都可以解答，並且，所有真正的社會問題都有且只有一個正確答案。
而理性一元主義則來源於理性主義哲學家，笛卡爾、斯賓諾莎與萊布尼茲是其最重要的代表。理性主義者不認為經驗主義是發現真理的有效方法，他們認為理性才是有效的方法，即以可靠的定理與公式為前提，按照邏輯演繹出整個真理的鏈條。儘管理性主義者跟經驗主義者所使用的方法不同，但是，兩者具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所有真問題都有且只有一個正確答案。伯林言道：「理性主義者也認為，真理是一個單一而和諧的知識體；所有之前的系統（宗教、宇宙學、神話學）都只是通往同一理性目標的不同道路，當文明的進步而『清除』了所有的非理性因素，科學與信仰就會在終極哲學中和諧相處，而這可以在所有時間、在所有地方、為所有人解決所有問題。」
伯林認為，一元主義是整個西方思想傳統中最核心的理論預設。它不僅僅是啟蒙運動的理論根基，而且是自柏拉圖，甚至是自畢達哥拉斯以來，整個西方思想傳統的理論根基。然而，就其對二十世紀的政治影響而言，經驗一元主義與理性一元主義是其最具有標誌性且最深刻的代表。儘管兩者在某些方面具有根本性差異，但是，它們都奠基於一元主義的三個核心命題之上，而這三個核心命題是西方思想傳統的三根支柱。
第一個命題是唯一性命題（singularity），即所有真問題都有且只有一個正確答案，所有其他答案都是錯誤的。如果一個問題沒有一個正確答案，抑或一個問題有兩個或兩個以上正確答案，那麼，錯不在答案，而在問題本身。這個問題要麼是偽問題，要麼是提問方式錯了。但是，如果這個問題是真問題，那麼這個問題的正確答案肯定存在，並且正確答案只有一個。我們可能出於種種原因而不知道問題的正確答案是什麼，例如，我們的理性不夠發達。然而在原則上，所有真問題都可以解答，所有真問題的唯一正確答案都存在，不朽的上帝肯定知道正確答案。
第二個命題是可解答性命題(answerability)，即所有真問題都可以通過正確的方法而得以解答。我們可能不知道正確的方法是什麼，但是，只要我們有朝一日擁有了完全的理性，我們就有足夠的能力去發現問題的答案。如果真問題無法解答，那麼真問題自然就沒有正確答案。在這個意義上，真問題的性質是可以解答的問題。如此，真問題要麼是經驗問題，要麼是規範問題。如果真問題是經驗問題，那麼，我們只要通過觀察法與實驗法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而如果真問題是規範問題，那麼、我們只要通過演繹法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第三個命題是兼容性命題(compatibility)，即所有真問題的答案都可以互相兼容，並且絕對不會互相衝突。如果我們把所有答案放在一起，它們會形成一個井井有條的和諧(harmonious)統一體。在伯林看來，這個命題的有效性奠基於邏輯學的有效性之上。在邏輯上、一個真理蘊含著另一個真理，而另一個真理又蘊含著其他真理，如此，這些邏輯真理最終可以組成一個毫無矛盾的邏輯鏈條。一個問題的答案與另一個問題的答案發生衝突的情況，在邏輯上是無法成立的，就像數學推理一樣，每一個定理都不會與其他定理衝突。如果一個定理與另一個定理衝突，那麼，這兩個定理中肯定有一個是虛假的定理，甚至兩個都是虛假的定理。
這三大命題是一元主義的三大教條，也是一元主義者之所以為一元主義者的判斷依據。一元主義者的具體主張可能各不相同，但是對於這三大命題卻並無爭議。而在伯林看來，第三個命題是其中最重要的命題。第三個命題之所以最重要，是因為它蘊含著悲劇性的政治後果，並且為二十世紀帶來了一場可怕的政治災難。
二、政治一元主義
馬克思嘗言宗教是人民的鴉片，雷蒙·阿隆則進一步指出意識形態是知識分子的鴉片。而在伯林看來，二十世紀意識形態風暴的源頭是知識分子頭腦中的理念。伯林自稱理念史家，傾其一生琢磨理念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as)。理念的力量最精闢地表述於海涅的箴言中：一個哲學家在寧靜的書齋中苦思冥想出來的哲學理念可能會摧毀一個文明。哲學理念之所以能夠摧毀人類文明，是因為革命家妄想把哲學家的理念轉變為現實。作為革命家的羅伯斯庇爾實際上是在執行作為哲學家的盧梭的政治計劃，結果法國大革命釀成了血流成河的人間慘劇。
伯林早年大量閱讀了十九世紀俄國的作品。俄國思想家是法國啟蒙運動的精神後裔，抑或西方思想傳統的繼承者，因此，伯林意外發現了西方思想傳統中的大秘密：「所有這些觀點的共同點是，它們都認為，各種核心問題的解決方案是存在的，人們可以發現這些解決方案，並且，在充分無私的努力之下，人們可以在人世間實現這些解決方案。」這種思想傾向不是俄國思想家所獨有的，而是古往今來許多西方大思想家的共識，尤其是法國啟蒙思想家的共識。這個共識實際上就是政治一元主義，它是哲學一元主義應用於政治領域的結果。
如果政治一元主義是哲學一元主義的政治衍生物，那麼，哲學一元主義的二個命題應用於政治領域，就會演變成政治一元主義的三個命題。第一，所有真正的政治問題都有且只有一個正確答案。伯林言道：「對於每一個真問題而言，錯誤答案多種多樣、但是正確答案只有一個。一旦我們發現了那個正確答案，那麼，這個答案就是終極答案，並且永遠保持正確。」例如，在盧梭的視野中，真正的倫理問題與政治問題都可以通過理性來解答，而且這些問題的答案都是唯一的。
第二，所有真正的政治問題都可以通過正確的方法而得以解答。啟蒙時代的哲學家企圖把哲學變成自然科學，把哲學問題視為經驗問題或規範問題。於是，他們意圖用歸納法與演繹法來解答哲學問題。當他們看到自然科學大獲全勝時，他們意圖把自然科學的方法應用於哲學問題；而當他們看到數學方法的魅力時，他們又意圖把數學方法應用於哲學問題。正如自然科學領域的牛頓發現了客觀的自然規律，政治領域的牛頓也能夠發現客觀的社會規律。根據這些普遍而永恆的社會規律，所有政治問題都將迎刃而解，所有人間苦難都將煙消雲散。最終，人類社會將迎來一個史無前例的美麗新世界。
在伯林看來，功利主義先驅愛爾維修就意圖成為政治領域的牛頓。「他的畢生目標是尋求一條單一準則(a single principle)，以此來界定道德的基礎，並真正回答下述問題：社會應當如何創立？人類應當如何生活？人類應當向何處去？人類應當如何行動？牛頓在物理學領域展示了科學的權威，而這些答案具有同等的權威。愛爾維修認為自己已經找到了這條單一的準則，因此，他自以為是一門偉大的新科學的締造者。據此，他最終擺平了巨大的道德與政治混亂。總之，他自以為是政治領域的牛頓。」如果服從政府可以增加我們的快樂，那麼服從的行為就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服從政府將減少我們的快樂，那麼服從的行為就是糟糕的。
第三，所有政治問題的正確答案都可以互相兼容，不會互相衝突。完美社會的烏托邦可以表述如下：「這個社會處於純粹和諧的狀態，所有社會成員都過著和平的生活，相親相愛，沒有身體的疾病，沒有任何形式的匱乏，沒有任何不安全，沒有低賤的工作，沒有嫉妒，沒有沮喪，沒有不公，沒有暴力，他們永沐於陽光之中，棲居於宜人的氣溫之下，生活於物產富饒而永無匱乏的自然中間。」在這樣的完美社會中，老有所養，幼有所依、母慈子孝，夫唱婦隨，其樂融融。從此，世界大同，無災無難！
根據伯林的觀點，政治一元主義者的意圖是，根據遙不可及的烏托邦理念來改造千瘡百孔的現實世界。在馬克思主義者的視野中，資本主義社會必將消亡，人類歷史將抵達完美的共產主義。因此，共產主義是人類的唯一目的，在其中，一切苦難都將消失，一切美好終會實現。既然目的問題已經解決，那麼剩下的唯一問題就是手段問題，即如何把共產主義理念變成現實的問題。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手段是無產階級革命。因此，全世界無產者要聯合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創造完美的共產主義社會。
在伯林的政治哲學中，馬克思主義是典型的政治一元主義，馬克思畢其一生均沉迷於永恆不變的單一歷史規律。在<理想的追求>(“The Pursuit of the Ideal”)中，伯林認為馬克思與列寧均熱衷於階級消亡的完美烏托邦，並且都企圖一勞永逸地解決人間所有問題。伯林承認，正因為研讀了馬克思的著作，所以他才去研究十八世紀法國的啟蒙哲人。最終，他意識到，馬克思主義實際上淵源於啟蒙運動，共產主義實際上發軔於理性時代。易言之，馬克思及其追隨者是啟蒙運動的精神後裔。在伯林看來，啟蒙運動全面體現了一元主義的三大命題。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主義是政治一元主義的範本，它奠基於西方思想傳統的三根古老支柱之上。
伯林認為，一元主義是二十世紀政治災難的源泉，為了實現烏托邦而不惜一切代價的思維，釀成了人類有史以來最駭人聽聞的極權主義災難。然而，人們為什麼願意不顧一切地獻身烏托邦理想呢？伯林指出，根據一元主義，「如果你相信某種方案可以解決所有問題，並且相信人們可以構想理想社會，那麼，為了打開這類天堂的大門，無論付出什麼代價都並不高昂。」伯林言道：「列寧讀罷《資本論》就對此深信不疑，他一以貫之地倡導，如果一個正義、和平、幸福、自由且有美德的社會可以創立起來，那麼，這個目的需要使用的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任何手段絕對都是合理的。」
如果一元主義真理是確切無疑的，那麼，拒絕真理的人就是笨蛋與惡徒。他們被他們的非理性俘虜了，正是這樣，他們自我無法代表他們的真正自我，只有政黨與領袖等集體才能代表他們，更加懂得他們真正需要什麼，更加懂得一元主義真理是人類的終極目標。因此，一元主義以一套貌似合理的說辭為基礎，意圖以未來自由的名義強迫我們犧牲現在的自由，以集體自由的名義強迫我們犧牲個體自由。結果，人間天堂遙不可及，而人間地獄滾滾而來。二十世紀非但沒有迎來美麗的新世界，反而見證了人類歷史上最駭人聽聞的理念的力量。
（完）
復國新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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