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滥杀满人?剪裁历史的典型教案

编按:自从中共为贩卖“和平改良”假药,不惜诋毁辛亥革命以维稳,满遗、港独、台独乃一唱百和,“滥杀满人”、“种族屠杀”、“阶级复仇”等语,俨然加诸“辛亥革命”之上。孰料光复义举,竟成暴民政治耶?揆诸史料,此般诬蔑,并不成立。盖革命全局,因地而异;一概而论,皆属偏定。持平地说,辛亥民军对满人、旗人的滥杀行为,仅出现在少数鏖战厥后;更何况,交战双方都存在滥杀行为。对于和平易帜、遇战即降的众多案例,不置一词,只对滥杀大肆渲染,可谓别有用心。以下选文远非详尽,唯其标明纲格,统括大归,有助于读者认识历史事件的多样性。

以下节选自潘洪钢《辛亥革命与驻防八旗》,小标题自拟,注释从略。


一、对于革命的“三种回应”

武昌首义爆发,各省纷起响应,当地驻防八旗首当其冲。大体上看,驻防八旗在辛亥革命中的反应有三种情况:一是顽强抵抗,损失惨重;二是短暂抵抗,随即投降;三是和平转变。

第一种情况,对革命进行顽强抵抗,造成流血事件的驻防八旗,以福州、西安等地最为典型。

福州方面,武昌起义后,当地革命党人活动十分积极。但福州驻防八旗实力较强,兵员达五千以上,将军朴寿和总督松寿均为旗人,对革命十分仇视。起义前,立宪派控制的咨议局决议,要求松寿等交出政权,遭到拒绝。而“省城官僚及绅富之家,见党员予颁告示,力劝满员投降,冀成为不流血革命”,亦未见效。旗军反而加紧备战,“凡药库子弹,悉移入旗界中,遴健壮旗卒,别编为健胜军,以佐领定煊为管带。凡十三岁以上男子,均使荷枪学打弹,妇女则各给刀一柄。协领文楷以汉人仇满也,更组织杀汉党,以为抵制”。

起初,革命党人定于11月10日发动起义,但起义风声为旗军所闻。6日夜,“旗人知势已迫将附近旗地之汉族,多处放火,沿烧居民,以为彼此俱亡之惨剧”,与旗界相邻之地,“匀披其祸”,革命党人被迫于当天夜间提前发动起义,与旗军开战。次日,战况十分激烈,“汉方接战,火力极猛。旗兵因生死关头,抵抗甚力”。革命军前敌总指挥许崇智亲赴前线,“激励官兵,指挥猛攻”,旗军伤亡惨重,力渐不支,至下午竖白旗投降,总督松寿自杀身亡,“旗兵及妇女投河死者数百人”,部分旗兵撤去 白 旗,乘革命军不备,“突发数百人由九曲庭侵越于山,劫夺大炮,与革命军短兵接战”。另有少数骑兵攻夺井楼门,均为革命军击败。革命军司令部将再度被俘的满将军朴寿正法。至此,福州驻防八旗抵抗始告结束。

除福州和西安流血冲突较为严重外,还有少数地方也发生了规模较小的流血事件。如“太原城内有皇城,骑兵所驻也。⋯⋯至是变兵攻入,惨加杀戮焉”。

驻防八旗为什么会拼死抵抗革命呢?首先,这是驻防八旗职业军队的性质决定的。下层旗兵及其眷属,虽然与八旗贵族在阶级利益上尖锐对立,但是,八旗是职业军队,具有封建时代国家军队的性质和双重任务,对内镇压反抗,对外防御侵略。因而,他们武力抵抗和镇压革命也是必然的,这是清廷统治阶级造成的,往往是不以下层旗兵的意志为转移的。其次,旗人在政治上、法律上均享有特权,在心理上,他们是统治民族的一员,这就造成严重的民族隔阂。因而,当一般汉族人民起来反清“排满”时,他们很容易在满族贵族统治者的煽动和驱迫下,拼死抵抗革命。同时,驻防旗人平日在政治、经济和思想认识上,受到清统治者严格控制和影响,当资产阶级革命以“驱逐鞑虏”相号召时,满族贵族宣扬革命党要驱逐所有满族,说汉人要杀尽所有满人,也引起他们的疑惧。此外,驻防各地的一些将军、都统之流仇视革命,强迫一般军卒抵抗。以福州的情况来看,这些人的作用不可低估。

至于少数地方对驻防旗人的杀戮,原因也是复杂的。其基本原因在于,这是战争中的敌对双方,而且旗兵的抵抗十分顽强。但另一方面,不难看出,首先,这与资产阶级革命本身也有很大关系。资产阶级革命派从总体上和宣传上,一般是能够说明“排满”是推翻清政府,而不是驱逐一切满人,但在实际执行中,少数地区却难免出现偏差。例如,在西安,起义发动,便“到处宣言‘此举排满,与我汉人商民无关,尔等勿惊’。识者门口备茶水,贴‘兴汉灭旗’字样”。这种走了样的宣传,可能会对汉民的安定起到一定作用,但却可能促成旗兵拼死抗拒,造成流血。其次,参加起义的成份复杂,且互不统属,也是流血杀戮的原因之一。以西安来看,攻入满城的除新军外,还有哥老会等会党一类民间反清力量,这些人对“排满”的理解,似与资产阶级有一定差异。再者,民族间的不平等和压迫造成的民间排满情绪,对会党和士兵是有影响的。加上旗军抵抗造成民军伤亡,以及土匪乘乱滋事的刺激,发生过激行动便难以避免了。

第二种情况,驻防八旗在短暂抵抗后投降。这种情况较为普遍,以荆州、杭州较为典型。

荆州方面,满蒙八旗兵额七千余人,实力相当雄厚。将军连魁虽怯懦,而其主将恒龄却十分干练,“恒龄于军事学颇有研究,其部下之指挥官亦多系学堂出身。其军队中最精者系新军标,枪弹十分充足,开花弹亦多”。其驻地荆州为武昌、宜昌外围重镇,扼武昌上游之咽喉。因而,武昌起义后,“荆州驻防跃跃欲试,并有荆襄连合,以谋侧击汉阳之举”。因此,不解决荆州驻防问题,湖北军政府无以安枕。11月19日,以宜昌军分府唐牺支部为主,安陆、湖南等处民军为后援,革命军方面在招降未成,并作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从外围开始攻打荆州。双方接仗数次,相持甚久。“荆州城虽未即下,然自民军直接攻打后,其伪协领及伪指挥各官多被弹杀,所余者亦皆丧失战意”。内无粮饷,外无援兵,死伤旗兵家属齐集恒龄府邸哭骂,“恒龄恚甚,甲寅(12月10日)晨起,坐堂自戕,城内遂大乱”。荆州将军连魁、副都统松鹤本无斗志,即请日本领事及法国主教,税务司司马铎出面媾和。12月23日,荆州八旗正式缴械投降。

荆、杭二州为战而后降的典型,与之类似的还有嘉兴、伊犁、南京等处的驻防八旗。如伊犁方面,民军发动后很快占领将军署等地,而驻守北库的旗人顽强抵抗,后来在民军的努力下,旗兵“知为政治革命,无种族歧视者”,于是停战投降。

驻防八旗之所以战而后降,原因不外以下两方面:其一,无论旗营内部还是民军方面,和平解决的愿望都占主导地位。在革命党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和平努力。如杭州方面,民军多次劝降、致函,乃至派人入旗营,后来又在武力占上峰的情况下,派人入满城,劝说贵林等人出城谈判,终于导致和平解决。在旗军方面,和平愿望也是主要的,杭州都统三多,一开始便同意缴械投降,“一般旗丁亦均愿投降,惟将军未许。”在荆州,惟副都统恒龄坚决主战,却在旗丁及眷属的痛骂下自杀。其二,革命军方面强大武力攻势,是促使驻防八旗投降的基本前提。以荆、杭的情形看,旗丁缺乏斗志,而民军方面武力占有相当优势,如杭州八旗抵抗实际仅持续了半天,荆州方面虽然“相持匝月”,但民军一直攻城,旋即瓦解。

第三种倩况,和平转变,以成都、广州最典型。

四川为辛亥革命发源地之一,在保路运动和同志军起义中,总督赵尔丰多次要求成都驻防将军玉崑以旗兵相助,镇压革命。但“故将军玉崑素持大体”,同时也慑于人民革命运动的威势,按兵不动。武昌起义胜利的消息传来,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重庆、成都相继成立了军政府。在军政府与赵尔丰的斗争中,成都驻防八旗“严闭满城自守”。军政府于满城周围布重兵,以防旗兵出击,战机有一触即发之势。当时,满族中有主战者,有主和者,玉崑意未决。令旗兵勿妄动,不得鸣火器,保持着不绝如缕的和平。值此危急关头,省师范学堂监督徐炯“耆宿负人望,旗籍诸生多出其门。军府请炯往劝旗兵缴械,界以所驻甲地自鬻营生计,与汉族杂居”。旗人诸生赵慧民等积极活动,将和平解决方案提交玉崑,玉崑有允意,令赵慧民与军政府联络。赵召集旗人各界代表开会十余次,商议“和谈”事宜。同时,军政府也派员在八旗中活动,号召旗人支持军政府,并保证对旗人“优予保护”。旗人中哥老会首领赵石卿也与民军中会党联系,促成和平。在各方面积极努力下,驻防八旗同意缴械投降,“革命军始终未妄杀一人。”

驻防八旗问题能够和平解决,甚本原因在于在当时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影响下,驻防旗人倾向革命,反对以武力对抗。成都、广州等地为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地区,革命基础坚实;四川的保路运动、广州的黄花岗起义,实为武昌首义之先声,对全国革命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和深刻影响,也对当地旗人产生影响。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和平倡议在旗人中才会一呼百喏。成都的赵慧民“在西校场召集旗兵,讲述缴械投诚的好处,旗兵皆放下了武器”。将军玉崑同意和平,实际上也是这种形势逼迫的结果。其次,革命党人在宣传活动和实际工作相对较为深入扎实,也是驻防八旗间题和平解决的原因之一。如广州方面,政治革命而非种族革命的主张,不仅是宣传口号,也为驻防旗人所接受。成都方面,“起义之始,谣琢朋起,罗纶时任副都督乃寓眷属少城,以安旗民心,故始终无一不肖者”。

二、民国成立后“化旗为民”

各省光复初,在解决驻防八旗问题过程中,一般都或多或少地制订了一些优待旗人的措施、条例、政策。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们在民族问题上的一次重要实践活动。

在战斗至为激烈的福州,停战以后,“所有俘虏,我军仍以文明对待,拘留数时,即遣归家。并给洋银一元、米一斗,为安家之用,且许每日酌给粮食。至负伤各旗兵,均由赤十字会舁入医院疗治,其死亡亦复分别掩埋,以示宽大。被擒之清吏,亦派人护送出境”。西安方面,“俘虏了很多男女老幼,把他们集中管押在各处。初五日,把他们遣送出城,令其自谋生活”。

在战而后降的荆州、杭州等地,停战时多订有条约。荆州驻防投降时,订约六款,包括旗军交出所用军用品,遵守军政府法令,并受到军政府保护。驻防原有公产、公田,一律没收。旗民之极困苦者,给半年饷。准许旗人投考民国各种学校。后因财政困难,饷银难筹,“于满人特别殷实之家,提出军费,设立工厂,稗贫寒满人进厂工作,以资谋生。并由司令部出具股票,以作发给恩饷之资”。杭州停战条约内容包括投降旗民生命财产受到保护;旗营土地开放,另建房屋二百间给贫困满人居住;准旗汉通婚,法律上、学业上、旗汉平等。对于“其中老弱者,政府曾予若干救济”。除少数旗人在新军及新政权安插外,大部分旗人从此走上自谋生计之路。

在成都,军政府“对于皇城中所住满人,亦特为其组一机关,办理彼等一善后事宜,并谋其子弟教育而特设学校以资教养”。军政府按和平解决协议,发给每名旗兵三个月俸饷,旗人原住房划归私有。善后机关“旗务处”曾筹款十万元,其中七万元分给旗民,作为谋生之本,另三万元开办同仁工厂,“收容旗民约七十人左右”,但由于贪污和经营不善,工厂只办了几个月便倒闭了。广州方面,起初将八旗改编为粤城军,三个月后,局势稳定,“在东校场解散八旗兵,每人发十元毫洋。同时在西校场把新军中的满族士兵也遗散”。少数满族上层人物在新政权内安置,旗饷停发,一般满人自谋生计。

根据民国政府《关于优待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先筹八旗生计,未筹定以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但在实际执行中,仅就上述情况来看,各地情况差异很大。在其他一些地区也是如此。北京旗饷发放时间较长,一直延续到民国十三(1924)年,但后期拖欠、少发、克扣等情况严重,有名无实。绥远旗兵除少数从事农业生产外,“大部分士兵又都改编”,继续当兵,“并给予清朝时期规定的军饷。民国十三年,除将满族士兵组织全部解散外,并将原规定发的军饷全部停止”。新疆满营解散,“每人分发儿十两银子或一块土地,而‘化兵为民’。”伊犁与奇台等地满人则多从事农业。一般说来,各省都作过一些“筹划旗人生计”的工作,但其情况千差万别,大多数地区是一次性发放多少不等的生活费,让旗人自谋生计。辛亥至民初,资产阶级革命派对驻防旗人问题的处理,大抵如此。

原载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1年第5期。

相关文章:贾艳丽《辛亥革命中的满汉冲突与调适》、赵毅《“革命排满”与八旗社会》、天涯网友fmjt《驳“让无辜者有辜:被刻意掩蔽的辛亥屠戮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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