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北洋伪民国

编者按：网络上横行一时的“北洋粉”群体，是中国局域网引导舆论的产物，企图瓦解“民国热”于纷乱之中。小编囿于精力，不能逐一棒喝，现将资料稍作整理，供大家使用。简单地说：

民初共和的一现昙花，正因为有革命派初步建立起约法体系，在政治角力中维持了权力制衡。袁政府镇压二次革命后，北洋势力侵入南方，结果是北军南驻、北人南迁，官僚政治取缔了地方自治。例如，王占元为巩固其湖北政权，以山东籍私人关系为纽带，制造了“鲁人治鄂”的局面：“全鄂……凡重要位置，皆其左右亲私，互相包办，辗转盘踞，不稍放松，专制达于极点。”王占元声称：“予待鲁人不薄，湖北六十九个县，吾鲁人已占四十九。”以致湖北名流孔庚等视鄂省“竟遭亡省之慘痛”。（《鄂公民披露王占元之政绩》，《晨报》1920年10月1日）

实际上，共和既非北洋之功，民国亦非北洋所愿。北洋集团实为前清旧人。1913年段祺瑞督鄂，竟反对武昌中和门、通湘门改名为起义门、聚义门，理由是“起义之功不仅由于居近通湘门之二、三子及斩关而入之炮队也”，改名属于“旌奖过甚”，“致军民脑筋易起浮动观念”，过去“南湖马队之乱、改进团之乱，均系攻扑此二门以求胜利”，乃下令恢复旧名。（《时报》1913年11月26日）可见，北洋与民国，不能两立，不只是说说而已。

河南地处中原，辛亥年间独立未成，旧势力深厚。其遭遇恰可说明，纯粹的“北洋民国”，将会是何种景象。下文摘自徐有礼《民国时期河南社会研究》第6-13页，原文繁长，有删减，题目及小标题为编者加。

1、张镇芳督豫（1912～1914）

河南是袁世凯的“桑梓之乡”，辛亥革命时期未曾经历大的社会动荡。民国之初，在袁世凯的掌控之下，专制统治依然如故，政治体制的转换名不副实。辛亥革命后，各省都督大都由该省革命党或革命军领导人出任。河南都督则首由巡抚齐耀琳出任，呼声甚高的河南最早的同盟会会员曾昭文被当局置之不理。1912年3月，袁世凯亲选其表弟、曾任长芦盐运使的张镇芳出任河南都督。张镇芳到任之后，秉承袁世凯的意旨，确立名为共和、实为封建专制的统治。

在组建各级政权的过程中，张镇芳大量起用清朝遗老，“幕府中人物，大抵由北洋带来，尽系故旧姻娅。”[1]消息传出，“省外士绅一般之热中官吏者，皆奔省营谋，无微不至。都督、藩司署中，终日高朋满座，纷纷禀见，有为一己求事者，亦有代他人营干者。……不肖者且递送门包，求得一见。举前清官界腐败之恶习，从复出演，且有过之而无不及。”[2]曾经为共和政体浴血奋斗的革命党人不仅被排除在政权之外，而且在全省各地普遍受到打击甚至死于非命。

1912年4月10日，河南巡防营管带陈得荣“率所部官兵百余人，蜂拥至（固始）县署，将议事会议长张选青由花厅抓出……抬出北门，擅行枪毙，由下而上，洞穿百余枪。张呼陈问何罪名？陈曰：‘汝是革命党。’张云：‘南北一家，实行共和，党人何罪，汝不讲公理耶？’陈曰：‘不知什么是公理，我就知非要你命不可！’呼军士速枪杀之。”与此同时，鲁山、新蔡等地“其东洋留学、各省毕业之无豚尾者，皆被捕亡命，捕得，以卵击其脑以辱之，谓人无发辫，与卵无异。”[3]时人哀叹：“南军辱豚尾汉，北军杀文明头；南方共和，北方专制。一国之内，而气候不齐，何不幸，而生于西北？”[4]

在施政方针上，张镇芳“凡事多出亡清之故辙。”在河南都督府以下的各级官署中，进入民国后的当差人员仍然拖着长辫，旧衙门的礼房、吏房仍在行使日常职权，清帝、帝后题写的匾额仍然高悬于大堂之上。共和政府下的“种种现象，古意盎然。牧令之出也，依然旗锣伞扇，高帽红衣，如率猴作戏然。牧令之归也，依然打鼓排衙，鸣炮击点，如优伶登台然。”[5]甚至直到20世纪20年代，“县知事出门，仍坐蓝呢大轿，前打红伞，后跟卫队，耀武扬威，招摇过市。”[6]商城县知事汪鸿遇“堂讯时以笞杖不足示威，辄用榔头碎人胫骨，因之毙命者不少。此等非刑，在专制时且不忍，况共和之世乎？”[7]

与南方各省急谋各项改革，经济、教育、文化、社会建设为之一新的状况相比，河南尚未走出清朝统治的旧成法，“政治则以偏于保守而黑暗刻弛如故，教育则以偏于保守而庞杂凌乱如故，司法则以偏于保守而残缺不全如故，立法则以偏于保守而多言寡要、轻重失宜如故。”[8]

张镇芳对省议会，不仅“不交一议案，亦不派员陈述政见”，甚至于自行颁布立法，“俨然专制帝政，以行政大权压制一切”，[9]议会通过的多数议案，常常被都督张镇芳否决或置之不理，“若裁减官吏、公所、公款案，若不准兼差案等，关系甚为重大，而往往昙花一现。”[10]1912年5月，省议会以“蔑轻立法、纵容恶吏、信任慝人、纵兵淫掠、惨屠居民、嗜好太深、滥保私人、伪电挑衅”八大罪状弹劾张镇芳。这一议案最终未被通过，但张却对议会恨之入骨。7月27日，张镇芳指使暴徒多人，冲入议会会场，枪击正在开会的议员，造成议员9人受伤，议会也被迫停止活动多日。这一以武力干涉立法机构的闹剧，在全国实为罕见。且上行下效，一些县知事率兵撕毁县参事会选票选册、捣毁票箱，任意干涉议事会日程屡有所闻。

1912年5月10日，同盟会河南支部机关刊物《大中民报》发表《哀河南》一诗，诗中写道：“大局纷纭若逝波，男儿爱国竟如何？同胞颠沛伊谁救，羞向人前说共和。”充分表明了为民主、共和而奋斗的革命党人对河南现实的不满与无奈。

2．赵倜督豫（1914～1922）

1914年1月20日，袁世凯以张镇芳防剿白朗不力将其撤职留任，2月13日再将其免职。同时，陆军总长段祺瑞被派赴河南主持围剿白朗军事并兼河南都督。8月，白朗起义失败，段内调入京。袁世凯任命原河南护军使赵倜出掌河南军政大权，始称宏威将军，督理河南军务。1916年7月，奉令改将军为督军。

督军干政，是民国初年政局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民国成立以来，省级政权逐渐落入北洋军阀手中。1920年直皖战争之后，直系军阀吴佩孚在洛阳建立“直鲁豫巡阅副使署”，后吴升为巡阅使而改为巡阅使署。吴凭借其名义，以洛阳为基地，扩充、编练军队，成为超越河南省级政权的太上皇。其属下书记官、军需官、顾问、咨议人员“改任县知事者甚多……此辈新知事，对于行政虽无经验，而气概则雄居骄横，有恃无恐。”[11]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驱走赵倜的冯玉祥出任河南督军。1926年春，吴佩孚赶走国民军，重新控制河南，其部下寇英杰得以出任河南督理。获胜者在督军位上大权独揽，不仅管军，且要管政，民政长官自省长以下均成其附庸，不仅人事安排完全听命于军阀，一切施政方针均以其军事需要为转移。县知事任用条例、任免程序等法律法规形同虚设，对军阀无任何约束力。

县知事的频繁更替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军阀肆意干预政事的状况。民国时期河南县知事总数中，大约半数以上为外省籍人士，其中许多为吴佩孚在豫期间强行安插到各县的营长、连长、书记官，甚至马弁、差弁等，时人讽之为“武知事。”甚至于“主客军各师旅团营长之兄弟、亲戚、友朋，大半都有差缺，此辈人恃有枪阶级为护符，在地方上遂无恶不作。”[12]

曾任河南省省长的张凤台无可奈何地表示：“河南仅108县，而携荐牍者纷至沓来，如欲使之久于其任，恐尽全国之二千余县，由我一人支配，尚嫌粥少僧多。”[13]河南民政长田文烈以金钱和关系安排官吏，致使全省“统计此108县，半属请托，半属金钱，而金钱与请托互为消长。”开封道尹叶济“公署以内，设有当局，每场以三百元为一底，凡欲得差缺者，均不至望洋兴叹也。”[14]赵倜卖官鬻爵、大肆搜刮，积累起巨额财富，以至于有民谣称：“河南有周人，黎民户户贫。”

省财政厅厅长郑焯因捏造预算、违法开支和擅借省债等遭省议会弹劾。高等审判厅、高等检查厅接案后常常迟延办理，“示意讽令当事人行贿，贿终不行，即予判决，亦不清白……以贿物之多寡，定案情之曲直。”行贿1500余元而得以释放的监犯马某，被舆论曝光后重被收监，马某之子控告追款，遭恐吓威胁。郑县管狱员屈某在任之时，放情酒色，狱政废弛，数月之内共有20余名囚犯越狱，按章应撤职惩戒。屈某往省城开封托人以金钱运动，最后竟升任高等检查厅监狱科主任书记官。[15]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各级政权机构中贪污贿赂成风。如邓县知事邓某到任以来，“凡关于便民利国之政策，不惮任意废弛，败坏无遗，于词讼则故作模糊，于金银则格外精明。”在未获任何证据前提下，以罚赌为名，任意勒索当地富户1500多元。睢县知事吴某纵容门丁克扣监狱犯人口粮，致“各看守所内饿死者无不日有。”[16]江苏候补知事王宗彝风闻河南以2000～5000元出卖县知事消息，遂至开封行贿于警务处长，后事泄被拘。

在实施军事统治的同时，省议会始终在点缀着“民主”的门面，但毫无民意代表的作用，而陷入军阀的桎梏中，成为统治者的御用工具。第一届省议会解散以后，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省议员们大半逃往上海。1916年秋冬之间，议员们疏通赵倜的关系返回省内并恢复活动。议会开会讨论的第一项议案是财政厅提出的“改两征元”案，要求“每丁银1两，改征银元2元2角。”而当时市价为白银1两仅合银元1元4角2分。原案通过，意味着税收增加三分之一，无疑增加人民负担。尽管众多议员质疑，但屈于赵倜的压力，议案最后竟然通过。

1918年春，进行第二届省议会议员选举，安福系派王印川到河南经营选举，而在直皖之争中保持中立的赵倜予以积极配合，加以金钱收买和武力威胁等手段，致使安福系在选举中大获全胜。

1921年9月开始的第三届省议会议员选举，完全被赵倜所控制。选举之前，赵已内定同乡胡鼎元为议长，并由胡提出名单，经赵核定后参选。而获得内定资格全凭金钱开路，“至多以八千元为限，至少以千元为限……收款者则系托孝敬西屋太太（赵倜小老婆）名义。”[17]所有选票都由省里内定的人拉拢部分亲信，冒充选民代表，把选票预先窃藏在手，按照赵倜所布置的名单，代写代投。安阳南区杨某手握300多张选举证，由其子弟循环往复投入票箱。被内定的省议员在城内设立招待所，以金钱和物质为自己拉票。未被指定的初选人姚某在复选中拒绝按官方意旨填写选票，竟然被衙役锁在县衙前的石狮子上示众。[18]更有甚者，为了确保内定者当选，一些选区预先造好两个相同的票箱，其中一个票箱预先装的选票上写的完全是赵倜指定的人，真正投票的票箱随时可以换去。这些内定的议员选举前还要在胡鼎元面前填写愿书，对神发誓，终身为赵氏的忠臣，甚至有“生我者父母，成我者督军”和“若有背叛督军行为，天诛雷殛，水溺火焚”的誓言，[19]并有具书人、保证人署名画押。

1929年编撰的《河南新志》，在回顾北洋时期河南历史时慨叹：“民国肇兴，军权为重，以都督继巡抚之任，统治军权，而民政亦隶属之，已失为民之意。无何，直鲁豫巡阅使，亦驻节洛阳，以无上之威权，临于民政之上，寻且移省长公署于洛，以便其指挥监督，豫省无民政之可言矣。……豫省十余年来事变迭更，迄无宁岁，民不堪命，呼吁无门。传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质诸今日，岂不信乎！”[20]

[1]《汉口国民新报》1912年4月23日。
[2]《汉口国民新报》1912年4月24日。
[3]《强国日报》（汉口）1912年05月10日。
[4]《强国日报》（汉口）1912年05月1～2日。
[5]《自由报》（开封）1912年8月19日。
[6]天津《大公报》1922年2月12日。
[7]天津《民约报》1912年05月1日。
[8]《自由报》（开封）1912年7月6日。
[9]《民约报》（开封）1912年05月20日。
[10]《大中民报》（开封）1912年7月17日。
[11]天津《大公报》1922年12月105日。
[12]《晨报》1923年2月10日。
[13]《晨报》1923年2月10日。
[14]上海《民国日报》1916年8月30日。
[15]《新中州报》（开封）1918年1月13日。
[16]《新中州报》（开封）1918年1月22日。
[17]《河南省议会改选之丑态百出》，载《晨报》1921年9月29～30日。
[18]兰生：《1918年安阳县选举省议员纪实》，载《河南文史资料》第31辑，第1805页。
[19]杨仪山：《河南自治史略》，载《河南文史资料》第43辑，第196～197页。
[20]《河南新志·卷之14·职官》（中），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8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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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1：陶菊隐《袁世凯传》

第二十六章 袁朝复古记

总统府忽然出现了“国务卿”，而担任国务卿的就是前朝相国徐世昌，这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呢？而且，徐相国上任不久，就逢到端阳佳节（公历5月29日），相国换了一套朝服，戴上红顶花翎，乘坐肩舆到清宫，以大清朝太傅的身份向溥仪叩头贺节，并且参加了清室的节宴。

徐上台后，复古之风大盛。袁、徐二人研究之下，觉得清朝的一切旧东西，包括规章制度、公文程式、官场仪节以及生活习惯，等等，都远比民国为优。因此他们一揽子地把这些旧东西都恢复起来。

早在新约法公布前，袁仿照前清摄政王兼摄全国陆海军大元帅的成例，将公府内的军事处扩大，成立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这是袁总揽兵权的一项具体措施。

公府官制也有所变更，将原有的秘书厅、军事处、外务处、财政处、总稽核处、护卫提调处扩大为内史、承宣、军事、交际、顾问五厅及侍卫处。秘书改称内史，秘书长改称内史监。秘书长梁士诒外调为税务处督办，以副秘书长阮忠枢升任内史监，并提升秘书曾彝进、王式通二人为副内史监。各厅均设有监、少监、丞、郎、舍人等不同的官职官阶，这些都是清朝官制中旧有的名称。顾问厅网罗前清大官僚、民国新贵以及全国知名之士，收买国民党的变节分子和投机政客。顾问月支数百元至一千元，由袁亲自批定。顾问下还设参议、咨议等闲职。

袁经常召集各部人员举行“谒见礼”。各省简任级以上大员，除由大总统明令“免予觐见”者外，均须“觐见”大总统后才能走马上任。在大总统命令中经常有“觐见”、“存记”这类稀奇古怪的字眼。所谓“谒见”和“觐见”都是“陛见”的代称。清朝公文中有一种封交各省督抚的“廷寄”，是皇帝指示机宜或提供参考的机密文件，袁也继续采用，改其名为“封交×省×督”。以上这些，都是总统皇帝化、命令上谕化的具体措施。

除国务卿为变相的军机大臣而外，还成立司弹劾的肃政厅和司审理的平政院，显然又是清朝御史台制的复活。各省民政长可以直接向总统提出呈文而无须有关各部转递，各部总长无权干预各省行政，这也是清朝官制中所规定的各省督抚与各部尚书、侍郎平行，督抚得单衔上奏的翻版。对于上下级和平行机关的行文往来，也规定了一套公文格式，各省都督对政事堂、参谋部、陆军部行文一律要用呈文，但是直隶都督对这些机关行文都用咨文，这也是从清朝官制中吸收下来的，清朝的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位在各省总督之上，与军机处平行。

徐上台后，他的打泡戏是叫全国各级文官呈送履历时，必须将前清官衔列入。5月23日，各省民政长改名为巡按使，各省观察使改名为道尹。

以前孙中山任临时总统时，通令禁止“大人”、“老爷”等称呼，有官职者一律以官职相称，无官职者一律互称为“先生”或“君”。袁、徐当权时期，大人、老爷之称复活。袁命陆军部通令全国军事机关，无论公文、私函或口头上一律不得称呼先生。

前清官场中有一项很特别的规矩：客来泡茶，主客各有一盅，但是彼此都不得饮茶；当主人双手捧起茶盅来作饮茶状的时候，当差的就大呼“送客”，客人必须立即起身告别，否则就是不懂得官场礼节，就会闹笑话。徐世昌接见宾客时，首先恢复了端茶送客的礼节，于是上行下效，全国各机关一致仿行。

6月30日，各省都督一律改称将军。7月28日，公布了文官官秩令，文官分为九秩，特任官有上卿、中卿、少卿三秩，简任官有上大夫、中大夫两秩，荐任官有少大夫、上士两秩，委任官有中士、下士两秩。但也有少数例外，有些简任官被授为少卿，荐任官被授为中大夫，委任官被授为上士，如此等等。袁把官与秩分开，全国大小文官有的有官有秩，有的有官无秩，有的有秩无官。有秩无官的一类，也就是从清朝“记名提督”、“候补侍郎”之类的虚衔模仿而来的。

袁又公布了国玺条例，将国玺分为三类：一为中华民国国玺，用之于国家大典及与外国交换国书；二为封策之玺，用之于册封、颁授爵位；三为荣典之玺，用之于授勋。

关于新约法中所规定的颁授爵位的问题，曾任政治会议秘书长的顾鳌上了一个条陈，主张恢复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他认为，中国列朝颁授爵位，除王位最高外，还有五等爵位，大总统既有颁授爵位之权，不应限于王、公两级。受封的对象也不应限于世袭王公，其他非世袭而对国家有特殊贡献者，也应享受此项权利。更不应限于满、蒙、回、藏四族，汉族为中华民族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无受封爵位之权，岂非以主体民族反而处于不平等地位！袁看了这个条陈，连连点头称赏说：“理由非常充足，应当重行研究。”即命法制局拟具具体条文，以便提交参政院讨论。

袁世凯耍的这些戏法，被各省北洋军阀看在眼里，他们都能心领神会，并且推波助澜地把复古运动从一个高潮引向另一高潮。他们对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立”的制度，早已心怀不满，特别是司法脱离行政而独立，认为有损官威。安徽都督倪嗣冲首先呈请裁撤全国各级司法机关。袁亲笔朱批说：“省级以上司法机关尚须保留，省级以下可先裁撤。”1914年4月5日，袁以总统命令裁撤县级司法机关，以县知事兼理司法。此令一下，县太爷坐堂审案的制度又恢复了。但是这样做还不足以显示官威，不久又把打屁股的肉刑也恢复起来。同年11月6日，司法部公然颁布《易笞条例》，规定凡犯奸非、和诱、盗窃等罪，处3个月以下徒刑或百元以下罚金，犯人为16岁以上、60岁以下之男子，均得易以笞刑。其实，早在恢复肉刑和公布《易笞条例》以前，除军事法庭公然使用种种酷刑而外，民政部门也不乏非刑逼供之举。例如：河南省有一位知县名叫郑寿彝，每次审案，均用点燃的香烧炙犯人的背脊骨和两腋，烧得犯人皮焦肉烂，惨声呼号，因此有“活阎王”之称。1914年他调任湖北省襄阳县知事，一天坐堂审案，犯人王某不待动刑，即满口招认。郑嘉奖地说：“你倒是个硬汉子，不像别人百般抵赖。”犯人苦笑一声说：“小人久仰大老爷的威名，不招也是死，招也是死，早招落得便宜。”

自从民国成立以来，教育制度有所改革，教科书上也出现一些鼓吹民权和宣扬共和的内容，不少军阀看了颇不满意。河南都督张镇芳首先呈请停办国民小学。参政院成立后，参政程树德递了一道密呈，主张恢复科举制度。袁亲笔朱批：“交教育部采择施行，并邀程参政面议。”此项消息被报纸批露后，引起北京教育界的极大愤慨，纷纷口诛笔伐，吓得这位参政半夜里去见教育总长汤化龙，自请撤销提案，并讨回了这个密呈。

其实，科举制度虽未恢复，考试制度却早已盛行。自1914年至1915年，先后举办过县知事考试和留学生考试。对于高级文官和参政院参政，袁也出题考试过一次，题目为《国家与政党孰重》。因此，各地书商纷纷编印《应试必读》和《投考指南》等书，无不销售一空。

1914年举办县知事考试时，闹了一个笑话。应考资格规定为法政学堂毕业生或曾任知县或有同等资历者。考试分为初试、复试、口试三个步骤。发榜时，被录取者几乎无例外地都是老态龙钟的前清县太爷，凡由学校出身的青年学生，均在口试一关被刷掉。于是落第考生联名质问大主考朱启钤说：“学生等均以未曾做过前清十年亡国大夫，年龄未达50岁，离死期尚远，竟不能邀口试委员之青睐而概遭摈斥……为此请求政府大发慈悲，将第一项资格删去，以免后来者再受其骗，寒士幸甚！”

在一片乌烟瘴气的复古运动中，正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一齐出现。甘肃都督赵惟熙曾经呈请恢复谥法。这个问题与恢复五等爵位有关，因为民国以前的历朝制度，除皇帝死后应当恭上谥号而外，其他王公大臣也由皇帝批准赐谥；但在恢复爵位问题未解决以前，如果恢复谥法，赐谥对象漫无标准，因此袁对这个建议无可无不可，提交政治会议讨论。袁认为公开恢复谥法尚非其时，但可提倡“民间私谥”，以免立德、立言、立功之士，身后湮没无闻。政治会议即照袁的意见通过。其实，当时已经倒台的清朝皇帝，对于死去的遗老旧臣，经常在小朝廷里发表上谕赐谥，不过民国总统尚未依样画葫芦而已。

赵惟熙身为民国都督，仍然不肯剪掉辫子，并且禁止甘肃人民剪辫，临时参议院曾经提出质问。不过，政治会议议员、约法会议议员以及参政院参政，其中脑后垂辫者大有人在；而长江巡阅使张勋，所部二万余人一律都保存辫子，所以赵的一条辫子也就不足为奇了。关于辫子的问题，孙中山任临时总统时，曾经通令全国人民一律剪去，否则停止其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袁下令取消此项禁令，允许人民有剪辫子或不剪辫子的自由。这对宁死不愿剪辫子的遗老、遗少们是个很大的“德政”。

袁政府的文武官吏，都觉得民国官吏不如清朝官吏的威武尊严，如部长不如尚书，都督不如督抚，等等。于是有不少都督恢复了传人用令箭、行程用滚单、上衙门递手本、见上司行跪拜大礼等前清的排场和制度。桐城县长某用名片去见倪嗣冲，当面大受申斥，骂他目无长官。琼崖道尹王寿民呈请恢复清朝仪仗，如金鼓牌伞、日照执事、大号四轿等，广东民政长李国筠批示准行。其实，在那个时期内，各省地方官出衙时乘坐绿呢大轿，前呼后拥，鸣锣开道，卸任时勒令地方绅民建立德政碑，恭送万民伞，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还有一些地方公然恢复了清朝官吏回避本籍、丁忧守制的制度，民国官吏与清朝官吏已经看不出有何差别了。

关于复古运动的遗闻轶事，如果继续写下去，可以写成一部洋洋洒洒的《袁朝复古记》。为节省篇幅起见，着重介绍一些与当时大局有关的政治情况。

1914年6月20日，袁下令成立参政院。根据新约法的规定，立法机关采取一院制，定名为“立法院”。立法院未成立以前，由参政院代行其职权。参政院成立之日，政治会议宣告结束，但是约法会议因为“造法”尚未完成，仍然继续存在。参政院参政73人全部都是袁所派选的，其中有不少前清遗老和达官贵人。事前，他写了不少的亲笔信，派人分往大连、青岛一带，邀请这批老古董出山“救国”。信上写道：“共和宣布，系政体之更易，并非清室之已亡。望勿以此芥蒂于怀，同出匡济，以救国家之危。”可笑的是，自从清朝灭亡后，这些遗老旧臣一个个如丧考妣，纷纷遁往海滨托庇于外国人，誓不食民国之粟，服民国之服，如今听说徐太傅做了相国，袁宫保又请他们出山救国，他们却又恨不得胁生双翅飞到北京来。在这批被邀请的名单中，袁的旧政敌瞿鸿禨也在其内。有人怀疑他未必惠然肯来。其实，他事前就知道新朝有了这件好事，特地派其夫人到北京面谒袁夫人于氏，央求加上他的一个名儿，岂有不来之理。

除清朝遗老而外，被指派为参政的还有官僚政客、变节党人以及袁家谋臣策士梁启超、杨度、孙毓筠、梁士诒、严复、刘师培等。

第三十二章 遗老撞木钟

袁生平最怕别人骂他是“活曹操”。他精心炮制了一个优待清室条例，根据这个条例，倒台皇帝仍可暂居宫禁，仍可保持尊号，民国政府待以外国君主之礼。这是古今中外绝无仅有的一个怪条例。有了这个条例，清朝皇帝还是清朝皇帝，他做他的总统，就可以避免篡夺之名。

说也稀奇，这个一无土地、二无人民的“外国君主”，却有一个小朝廷设在民国首都。这个小朝廷仍旧用“宣统”年号而不用民国纪元，用旧历而不用公历。不少遗老旧臣仍然顶戴辉煌去朝见“皇帝”，举行跪拜大礼，而这个“皇帝”也仍旧颁发“上谕”嘉奖有功之臣，生前赐寿赐官，死后赐谥赐恤。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这个小朝廷仍旧在宫廷内设有慎刑司，可以严刑拷打宫女太监，不受民国法律的约束。所有这一切，袁政府视为理所当然。

根据优待条例，清室在短期内应由大内（故宫）迁居颐和园，张勋竟来电阻止，袁政府也就置而不问。不但如此，袁自己也经常派员到小朝廷向那个“外国君主”拜年问好，吊丧祝寿，恍如亲善友邦互通庆吊一样。例如：

1913年元旦，袁派内务总长朱启钤代表他向溥仪拜年。溥仪头戴珠顶冠，身穿龙袍，高坐在乾清宫的御座上，两旁侍立御前大臣和带刀侍卫。朱启钤头戴礼帽，身穿大礼服，向御座三鞠躬，高唱：“大中华民国大总统敬问大清皇帝安好！”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跪近御座，取了答词，回身起立，高唱：“皇帝问大总统好！”于是朱启钤再向御座三鞠躬，礼成而退。

同年2月15日，袁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持国书到故宫，为废太后祝寿。国书上写道：“大中华民国大总统谨致书大清隆裕皇太后，愿太后万寿无疆。”清室也用国书答谢。同日，袁命国务总理赵秉钧率领全体国务员，以外国使臣之礼前往祝寿。

隔了六天，废太后忽患水肿病死亡。袁自己臂缠黑纱，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志哀，官吏服丧27天。清室报丧电仍用“大清”年号，一律由国务院代发。2月28日，袁命全体国务员前往故宫致祭。3月10日，袁命在太和殿举行“国民哀悼大会”，主祭国民总代表为参议院议长吴景濂。又命段祺瑞主持“全国陆军哀悼大会”。

由于袁对废太后推崇备至，辫子军大帅张勋公然称为“国丧”，并在电文中大放厥词说：“我大总统及政府诸公，皆清朝二百余年之臣子，即新党人物，间有崛起草莽，其祖若父亦皆食禄于朝。”这种荒谬绝伦的措辞，竟有人称为“孤忠耿耿，未可厚非”。

同年4月3日为废太后“梓宫奉安”之期，徐世昌由青岛赶来参加，小朝廷赏带双眼花翎。遗老梁鼎芬、劳乃宣之流在西陵跪地号哭，哀哀如丧考妣。孙宝琦身穿西服前来，在灵前行三鞠躬礼，梁鼎芬骂他“洋鬼子”、“不要脸”，遗老们拍手称快。

同年12月13日，清室举行光绪、隆裕合葬的“崇陵奉安”典礼，袁派赵秉钧、梁启超等代表他前往致祭。赵秉钧卸下民国大礼服，换上清室赏穿的孝衣，以“故臣”身份在灵前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礼。

这一年10月10日，袁就正式大总统时，曾以国书致清室，其中有云：“国权统一，友邦承认，皆仰荷大清隆裕皇太后暨大清皇帝天下为公、唐虞揖让之盛轨，五族人民感戴兹德，如日月之照临，山河之涵育，久而弥昭。”

从以上没完没了的滑稽表演看来，袁对清室不仅推崇备至，而且怀念万分。

附录2：溥仪《我的前半生》

第三章第一节 袁世凯时代

过了新年不久，临到我的生日，阴历正月十四这天，大总统袁世凯又派来礼官，向我祝贺如仪。经过袁世凯这样连续的捧场，民国元年间一度销声匿迹的王公大臣们，又穿戴起蟒袍补褂、红顶花翎，甚至于连顶马开路、从骑簇拥的仗列也有恢复起来的。神武门前和紫禁城中一时熙熙攘攘。在民国元年，这些人到紫禁城来大多数是穿着便衣，进城再换上朝服袍褂，从民国二年起，又敢于翎翎顶顶、袍袍褂褂地走在大街上了。

完全恢复了旧日城中繁荣气象的，是隆裕的寿日和丧日那些天。隆裕寿日是在三月十五，过了七天她就去世了。在寿日那天，袁世凯派了秘书长梁士诒前来致贺，国书上赫然写着：“大中华民国大总统致书大清隆裕皇太后陛下”。梁士诒走后，国务总理赵秉钧率领了全体国务员，前来行礼。隆裕去世后，袁世凯的举动更加动人：他亲自在衣袖上缠了黑纱，并通令全国下半旗一天，文武官员服丧二十七天，还派全体国务员前来致祭。接着，在太和殿举行了所谓国民哀悼大会，由参议长吴景濂主祭；军界也举行了所谓全国陆军哀悼大会，领衔的是袁的另一心腹，上将军段祺瑞。在紫禁城内，在太监乾嚎的举哀声中，清朝的玄色袍褂和民国的西式大礼服并肩进出。被赏穿孝服百日的亲贵们，这时脸上洋溢着得意的神色。最让他们感到兴奋的是徐世昌也从青岛赶到，接受了清室赏戴的双眼花翎。这位清室太傅在颁布退位后，拖着辫子跑到德国人盘踞的青岛当了寓公，起了一个有双关含意的别号“东海”。

他在北京出现的意义，我在后面还要谈到。隆裕的丧事未办完，南方发起了讨袁运动，即所谓“二次革命”。不多天，这次战争以袁世凯的胜利而告终。接着，袁世凯用军警包围国会，强迫国会选他为正式大总统。这时他给我写了一个报告：

大清皇帝陛下：中华民国大总统谨致书大清皇帝陛下：前于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奉大清隆裕皇太后懿旨，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命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旋经国民公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受任以来，两稳于兹，深虞险越。今幸内乱已平，大局安定，于中华民国二年十月六日经国民公举为正式大总统。国权实行统一，友邦皆已承认，于是年十月十日受任。凡我五族人民皆有进于文明、跻于太平之希望。此皆仰荷大清隆裕皇太后暨大清皇帝天下为公，唐虞揖让之盛轨，乃克臻此。我五族人民感戴兹德，如日月之照临，山河之涵育，久而弥昭，远而弥挚。维有董督国民，幸新治化，烙守优待条件，使民国巩固，五族协和，庶有以慰大清隆裕皇太后在天之灵。用特报告，并祝万福。

中华民国二年十月十九日，袁世凯。

第三章第三节 北洋元老

民国七年九月，徐世昌就任了大总统，要公开宣称他不能进占中南海，在正式总统府建成之前，他要在自己家里办公。他就任后立即赦免了张勋，提倡读经、尊孔，举行郊天典礼。根据他的安排，皇室王公有的（毓朗）当上了议员，有的（载涛）被授为“将军”。他无论在人前人后都把前清称为“本朝”，把我称做“上边”。

与此同时，紫禁城和徐太傅更进行着不可告人的活动。冯国璋任总统时，内务府大臣世续让徐世昌拿走了票面总额值三百六十万元的优字爱国公债券（这是袁世凯当总理大臣时，要去了隆裕太后全部内帑之后交内务府的，据内务府的人估计，实际数目比票面还要多）。徐世昌能当上总统，这笔活动费起了一定作用。徐当选总统已成定局的时候，由内务府三位现任大臣世续、绍英、耆龄作主，两位前任大臣增崇、继禄作陪，宴请了徐世昌，在什刹海水滨的会贤堂饭庄楼上，酒过三巡，世续问道：“大哥这次出山，有何抱负？”徐太傅慨然道：“慰亭（袁世凯）先不该错过癸丑年的时机（指民国二年袁扑灭“二次革命”），后不该闹什么洪宪。张绍轩在丁巳又太鲁莽灭裂，不得人心。”然后举杯，谦逊地说：“咱们这次出来，不过为幼主摄政而已。”

第三章第六节 结婚

这次举动最引起社会上反感的，是小朝廷在一度复辟之后，又公然到紫禁城外边摆起了威风。在民国的大批军警放哨布岗和恭敬护卫之下，清宫仪仗耀武扬威地在北京街道上摆来摆去。正式婚礼举行那天，在民国的两班军乐队后面，是一对穿着蟒袍补褂的册封正副使（庆亲王和郑亲王）骑在马上，手中执节（像苏武牧羊时手里拿的那个鞭子），在他们后面跟随着民国的军乐队和陆军马队、警察马队、保安队马队。再后面则是龙凤旗伞、鸾驾仪仗七十二副，黄亭（内有皇后的金宝礼服）四架，宫灯三十对，浩浩荡荡，向“后邸”进发。在张灯结彩的后邸门前，又是一大片军警，保卫着婉容的父亲荣源和她的兄弟们——都跪在那里迎接正副使带来的“圣旨”。

民国的头面人物的厚礼，也颇引人注目。大总统黎元洪在红帖子上写着“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赠宣统大皇帝”，礼物八件，计：珐琅器四件，绸缎二种，帐一件，联一副，其联文云：“汉瓦当文，延年益寿，周铜盘铭，富贵吉祥”。前总统徐世昌送了贺礼二万元和许多贵重的礼物，包括二十八件瓷器和一张富丽堂皇的龙凤中国地毯。张作霖、吴佩孚、张勋、曹锟等军阀、政客都赠送了现款和许多别的礼物。

民国派来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以对外国君主之礼正式祝贺。他向我鞠躬以后，忽然宣布：“刚才那是代表民国的，现在奴才自己给皇上行礼。”说罢，跪在地下磕起头来。

附录3： 孙中山演讲节选

讲到革命的用青天白日旗，是由乙未年创用，迨后革命军占领镇南关再用，就由法国报纸传扬，故世界亦知此为有历史价值之旗帜。及至武昌革命成功以后，何以反为不用他呢？这是有个缘故。

第一就是这面旗很有美术的构造，他的长短尺寸都有一定的比例，就是星的光芒，亦有一定的角度，比较五样颜色的布拼成的，自然难做，而革命要人多忙不暇理及此事。刚值寄寓上海租界一班老官僚，利用人民弱点，就乘势侵进革命党内，就将国旗改为五色，并且唱革命军起革命党销之疯说。

当时一般老革命同志都莫名其妙，皆以为官僚都来赞成革命，只有海吸百川，兼收并蓄，不知彼等改五色旗为国旗，系有绝大深意。当满清未推倒以前，文武官员，多是深居简出，陆行固少，坐船更稀，所以每有外出，便有许多仪仗鸣金击鼓升炮奏乐等事。遇着坐船的时候，如武官官阶至提督的，文官官阶到巡抚的，他船桅上便悬一面五色旗，以示隆重。

由此说来，五色旗便是满洲官制的文武官员一品的官旗。民国十三年来，沿用不改。无怪这十三年内，民国政治都由武人官僚把持，真是可痛心了。当他们改用五色时，我一个月后才到上海，当时我就提议将旗改换，多数同志以为此不过一种标志小事，现在大事尚多，故我亦不坚持到底。所以此十三年来，我们实常依于官僚武人旗帜之下，岂不伤心？

——《体认革命历史再开新纪元》，1924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