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心动魄:日本人的“中共非共论”

图:二战末期,中、美夹击日军的宣传海报

编者按:一般人的印象当中,二战时的日本是反共急先锋,甚至将其侵华渲染为“反共”。因为这种刻板印象,一直以来,不乏有“精日”矢口否认“中共勾结日军”一说。但事实是,随着中共坐大并不断挑战国民政府,日军不仅在战争中与中共合作,日本政府更公然承认延安政府。战败后,日本右翼非但不敌视掌权中国的中共政府,相反,因毛泽东大打韩战,将其视为“大东亚圣战的继承者”(见林房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小代有希子,著有《躁动的日本:危险而不为人知的日本战略史观》,揭露了日本不为人知的“以敌制敌”、“中共非共”假想战略,解答了许多人的困惑。以下摘自原书第105-123页,原文繁长,有删减,题目自拟。


1940年10月1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发布了一份关于共产主义在华北地区军事力量的绝密报告。该报告首次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不断壮大,并承认在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完全可能统一中国。它重申了早些时候的报道,指出中国共产党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号召力在与日俱增,其中包括农民、工厂工人、知识分子及激进分子。该报告怀疑国民党与共产党形成的统一战线无法持久,甚至推测中国共产党希望抗日战争能够完全耗尽国民党的兵力,以便其更加容易凭自己的力量来统一中国,组建属于自己的革命政府。这篇报告称赞共产党巧妙地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情绪融合在一起,是日本最早积极评价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文件之一。该报告解释说,中国共产党通过意识形态运动已经使人民群众敏锐地意识到,中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之所以具有精神魅力的根源。该报告的撰写者似乎不太愿意使用“魅力”这个词,所以在后面括号里加了一个问号。也许他觉得这个词来形容中国共产党过于褒奖。

1940年12月,另一份秘密报告进一步加深了以上认识。该报告通过与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硏究部上海分部合作而产生,力劝日本政府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而不是国民党。报告重点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如何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报告分析,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证明了无产阶级可以战胜资产阶级,同时中国可以取得反对帝国主义的胜利,从被压迫的半殖民地角色中解放出来。与10月份的密报一样,它认为中国共产党激发了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使得中国人民更加支持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实现国家的统一。

到现在为止,日本军方已经认识到,共产主义已经成为改变中国的潜在力量,甚至已经接受共产党可能在内战中取得最终胜利的结果。

一开始,日本政府和帝国大本营坚持认为中国共产党只不过是苏联政治机器的附属零件。然而,通过硏究,他们很快消除了之前对中国共产党的刻板印象。1941年4月,《苏日中立条约》签订前夕,日本政府和陆军断定,延安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不如之前想象的那样亲密。

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日本就已经开始分析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日本当局还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苏联是中日共产主义合作的幕后支持者,或是中国反日、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精心策划者。1929年,佐野在上海被捕,1933年退出共产国际,这为澄清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证据。作为日本共产党的创始人之同时也是中央委员会的委员,佐野在1923年逃到苏联,然后搬到上海。1925年,当他回到日本准备重建共产党时,不幸被捕入狱。出狱后,他逃回上海,后来再次被捕,并被带回日本。在狱中,他最终背叛了共产主义,这大大震惊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团体。

1929年,佐野在监狱里写了一篇报告,描述了他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观察。根据佐野的描述,中国共产党完全不同于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当前的首要任务不是革命本身,而是协调党内关系,这表明党内面临的严重问题是官僚主义和指挥权斗争。佐野还补充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灭亡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共同的胜利,因此两者的合作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然而共产国际的文件里从来没有提到过这两个政党之间的关系。1929年,佐野在狱中忏悔时,向日本政府描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之间出现的紧张关系。后来,他向日本政府提供了更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情报。莫斯科一直支持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而国民党与共产党势不两立,这一点进一步证实了以上说法。全世界都知道苏联支持的是蒋介石而不是毛泽东。

日本观察者也在思考莫斯科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是否牢固持久,甚至怀疑莫斯科是否有意支持国民党。他们怀疑莫斯科是想挑起国共两党之间的内战,借此机会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利益。1937年11月《改造》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直言不讳地指出,斯大林与蒋介石握手仅仅出于战略上的考虑:阻止日军进入亚洲大陆威胁苏联的利益。

不仅普通民众对此议论纷纷,就连日本军方和政府也在怀疑中国共产党是否是苏联的一颗卫星,是否是莫斯科制定的世界革命计划的一部分。1938年,东京日本内阁情报局将中国共产党定性为共产国际的中国分支。1939年3月的一份报告推测,当前的意识形态战争,即日本泛亚主义对战中国共产主义,实际上是日本与苏联之间的战争。莫斯科早已指示中国共产党向日本士兵灌输共产主义思想,共产国际可能希望通过此次战争,为将来在日本进行的共产主义革命做好铺垫。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对中苏的宣传活动进行了研究,并于1939年4月发布了一份长达52页的绝密报告。该报告预测,苏联试图将革命思想灌输给在华的日本殖民者、士兵,以及日本人统治下的中国台湾人和朝鲜人。苏联企图推翻日本帝国,并设法在整个东亚地区发动共产主义革命。为了阻止苏联的这类企图,日本应该主动开展反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

当时,日本华北方面军尚未断定,中国共产主义是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一种独特的结合。随着日本领导人越来越确信中国共产党首先代表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他们很快开始怀疑军方的以上说法。直到签订《苏日中立条约》,日本政府和军方才最终认定莫斯科与延安之间关系紧张。

1940年3月,东京日本内阁情报局发行了一本关于苏联和共产主义国际动态的小册子。册子表明,中国共产党不再被看作任凭苏联摆布的棋子。该册子引用可能是通过情报活动从国民党处获得的信息,称中共内部派系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并解释说,部分原因是毛泽东对苏联心怀怨恨。尽管毛泽东日益上升的政治地位不断面临挑战,但他将凭借自己的军事领导才能,继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团队中稳步高升。他的第一个挑战者是“张国焘派系”(或清算派系),但这个派系在张国焘提出“国共合作”这个冒失的提议后不久便解散了。其次是“周恩来派系”(或“元老派”),其中包括周恩来在黄埔军校的同学及他在法国结识的同志,但该派的影响力在逐渐下降。最后,毛泽东最大的挑战是由约20位高层干部构成的“亲苏派系”,他们都是曾经在苏联学习过的杰出党员。他们取得了莫斯科共产国际的信任,并且听从苏联的指示,自愿与国民党成员密切合作。如今他们正在培养各自的支持者,使后者将来成为执行委员,并选派其中些人作为他们的政治代表,加入到红军队伍中。如此一来,他们很有可能对毛泽东的军事地位构成挑战。这个派别背后有莫斯科方面的支持,而且智力超群,力量不可小觑。日本内阁情报局预测,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因此会变得更加错综复杂。7个月后,也就是1940年10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发布的最高军事秘密报告敦促重新定义中国共产党,把它当作一个独立代表,而不是一个由苏联创造的傀儡政权。

日本与美国开战时,日本军事和政府部门已确信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没有好感。除了反美战争,日本军队在华最高军事目标是消灭与英美正式结盟的国民党政权。

1940年3月,日本政府扶持以国民党前任领导人汪精卫为首的南京傀儡政权,以此替代迁往重庆的蒋介石政权。1942年2月,应日本驻华大使重光葵的“邀请”,南京政府同意派使者代表日本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通过南京政权试图与蒋介石达成外交和解。1942年12月召开的帝国会议决定废除不平等体制,与南京政府建立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1943年1月,南京政府对英美宣战后,日本政府宣布愿意废除治外法权,并向中国归还租借地。这些和解政策的目的都是为了让国民党政权向南京傀儡政权妥协。1943年9月,日本政府委托南京政权开展一次针对国民党的“政治和平行动”,南京政权的主要政治人物通过多种渠道,与国民党政权开展直接或间接的个人对话。然而,一切努力都是白费。

1944年4月,日本军方发起了“一号作战计划”,又名“大陆跨越计划”,大规模袭击美军在湖南省的空军基地,美军则通过该基地派遣轰炸机对日本主要城市发起空袭。1944年12月,日本凭借62万大军发动进攻,赢得一连串胜利,威胁到中国-缅甸-印度战场,大大削弱了蒋介石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公信力。但1944年7月,日本塞班岛沦陷,日军在中国取得的一系列胜利成为泡影。新上任的内阁首相小矶国昭考虑恢复与国民党政权的和平谈判。这次的代表是一位名叫缪斌的权力掮客。1944年7月,缪斌开始行动。1945年4月,美国攻击日本冲绳岛仅仅两天后,缪斌行动被迫中止。日本与国民党之间的这段外交插曲就这样无果而终。

缪斌行动期间,日本政府和帝国大本营继续关注中国共产党,并最终在外交上承认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延安政权。太平洋战争早期,日本政府和帝国大本营大肆镇压国内共产党员,并对中国共产党进行密切监控。他们特别注意到中国共产党开始疏远苏联。在军队和政府的支持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硏究部继续岀版机构內部的硏究成果,同时翻译出版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成果。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曾开展一项专门的调查,试图查明毛泽东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这项专门的调査发现,整风运动不仅向人民灌输必须反抗日本和国民党,从而统一全中国的思想,还试图借此清除中国共产党内部所谓的亲苏主义者。毛泽东严厉批评一些共产主义精英分子自以为是地嘲笑当地领导人是“土包子”,不了解莫斯科方面的指导思想。王明是最典型的亲苏主义者,他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与毛泽东争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因为共产国际一直不喜欢毛泽东,更喜欢像王明这种盲目服从和执行共产国际命令的人,毛泽东成功地打击王明后,中国共产党内部的亲苏主义者意识到他们没有机会扩大自己的实力。这份密报提到,整风运动显示出毛泽东下定决心粉碎亲苏主义者的野心,巩固自己的政党领袖地位。报告的结论是,当毛泽东最终赢得共产党的独立地位时,苏联不但不会谴责毛泽东,相反,也许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天才。这一结论显然是在称赞毛泽东。

1942年8月27日,另一份由日本驻牡丹江领事馆提供的绝密报告送达位于东京的日本外务省,进一步证实了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紧张关系。

到了1943年5月,斯大林宣布解散共产国际。至此,日本对共产主义可能接管东亚的最后一丝担忧也就不复存在了。毛泽东认为共产国际的解散是一件大事,呼吁各国加强国内共产党的建设。他重申自己的信条:任何国家的革命运动既不能完全照搬他国的模式,也不能完全向他国强加自己的模式。毛泽东宣称,尽管中国共产党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援助,但其诞生与发展应归功于觉醒的中国工人阶级。换言之,他认为中国共产党不是由莫斯科,而是由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创建的。

那时,日本华北方面军和帝国大本营的陆军参谋部战争指导班已断定,中国共产党的确是一个独立于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实体,而日本应该支持中国共产党。

6月初,日本在豫湘桂战役中取得胜利,占据了北京至武汉的铁路,摧毁了美国在湖南省的空军基地,靠近日本控制下的印度支那(印度支那一般特指属于原国殖民地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广义的印度支那半岛即中南半岛,包括越南、老挝、東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的马来亚部分和新加坡。——译者注)。之后,帝国大本营立刻做出重大的政治转变,进一步削弱国民党。

参谋次长秦彦三郎中将,命令陆军参谋部战争指导班共同起草一份有关如何改善日本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的方案。计划草案的名称为《中国行动和政府公告的附带宣传计划纲要》,草案最初获得日本陆军参谋次长东条英机的批准,之后又得到了帝国大本营和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前身大本营政府联络会议的认可。尽管陆军和海军的几个参谋批评这份草案背离了最初的对华方针,但外务大臣重光葵支持这一方案。1944年7月3日,帝国大本营和政府联络会议正式将此方案列为项政策,表明日本政府内部在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上意见一致。从此,日本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政权,不再给共产主义贴上有损其形象的标签,甚至停止随随便便地将“中国共产党”简称为“中共”。

在承认延安政权前后发生的许多事情,说明其中暗藏玄机。为了制定出对付中国共产党的良计,帝国大本营释放佐野学,并派他到上海暗中调査中国共产党。1944年3月中旬,佐野学回到日本,向帝国大本营的陆军参谋本部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现状,其中包括它与美国越来越频繁的接触。日本外交大臣很快得知这个消息。据说,1944年2月,陆军派出另一位曾经的日本共产党早期领袖锅山贞亲到北京观察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他于4月回到东京,向军队简明扼要地描述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新政权。虽然锅山贞亲解释说,中国共产党依然受到莫斯科的影响,但它的意识形态十分微妙,不能算是真正的共产主义。1944年8月10日,继7月3日政府联络会议公开宣布承认延安政权之后,帝国大本营与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共同商议,宣布日军将中国共产党视为延安政权,并承认其独立于国民党的地方政府的地位。他们宣布,停止使用“反共产主义”(简称为“反共”)和“毁灭共产主义”(简称为“灭共”)之类的口号。宣告解释说,这项新政策将安抚中国共产党,并加深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离间中国共产党与美国、英国和苏联结成的抗日联盟。

延安政策的解释非常笼统,这似乎隐藏着另一个目的。帝国大本营在后续附加的评论中说到,延安政权在政治上实际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权,思想上已经从共产主义“蜕变”成为民族主义。这清晰地阐明了帝国大本营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在帝国大本营看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目标是实现民族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因此它与莫斯科的目标并不一致。为了促进中国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国民党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诸多不平等条约,纵容它们在中国耀武扬威。然而,更加注重民族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对此忍耐度有限。承认延安政权的新政策,意味着帝国大本营已经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有能力让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自己管理自己。

随后,外务省在草案中提议专门与苏联开展外交谈判。这一草案提议使得日本对苏联和中国的政策发挥了协同作用。1944年9月4日,外务大臣重光葵向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罗列出了一系列日本可能与苏联讨论的问题,同时提出了许多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建议。1944年11月7日,大东亚联合声明发布一周年纪念日的第二天,外务大臣重光葵在莫斯科致电佐藤大使,告知日本已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政权。就在一天前,日本政府得知,斯大林在十月革命周年纪念的讲话上把日本称作侵略者。因此,日本承认延安政权,可能是想向苏联表示,日本将支持一个不受苏联影响的、能自力更生的、统一的中国。在11月7日的同一份电报中,重光葵指示大使佐藤转告苏联政府,日本泛亚主义全力“支持”苏联政府解放大东亚被压迫民族的原则。倘若苏联信守承诺,为被压迫民族争取自由与独立,那么只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取得独立和实现民族主义的先锋,苏联就不可能干涉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重光葵既承认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政权,又认同苏联关于民族独立的原则,因此不能被看作亲共分子。

即使这个时候日本战败已是大势所趋,这两份电报分别发往延安和莫斯科,似乎是为了促成该地区的权力平衡。如今,日本政府相信,中国共产党在实现中华复兴的同时,会与苏联和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日本与苏联签订的中立条约可以使英美势力远离亚洲,而与中国共产党恢复友好关系,反过来可以遏制苏联在中国的野心,在东亚创造权力平衡的理想状态。这样,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同时进行,共同构成了更大的“欧亚-太平洋战争”。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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