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内战:一场国际内战

编者按:1945年,二战落下帷幕,美苏两大霸权竞相填补轴心国占领区的秩序真空,希腊首当其冲。1946年3月,希腊政府发起全国大选,希共面临边缘化命运。9月,希共发动内战,控制希腊大片领土。次年3月,英军退出。然而,美国的加入,使局势不再对希共有利。为在政府军起死回生前击垮对手,希共孤注一掷,发起一场正规大战,终于溃败,退出希腊。美苏于欧洲、远东的战略抉择,对希腊与中国的不同命运,关系极大。以下选文,摘自《希腊内战:一场国际内战》第292-306、327-332页,省略大幅的战事描写,以突出关键的情节转变。有删减,注释略,格致出版社2021年版。


英国人刚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胜利脱身,却面临严重的财政危机。到1947年初,英国人已经将经济资源花费在打败纳粹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上了,财政资源耗尽,甚至难以维持他们迅速减少的殖民地。1945年,取代丘吉尔的工党政府的克莱门特·阿特利,无法在振兴英国经济的同时遏制苏联在中东和欧洲的扩张。与苏联进行一场漫长、磨人的竞争,这种考虑已经超过了英国在经济或军事方面的能力。于是,英国外交部在1947年2月21日向美国国务卿发了一封信,完全改变了美国在希腊的角色。这封信宣布英国结束对希腊和土耳其的援助,表达由美国填补空白的希望。这封信以及英国人发出的后续信件,透露出一种印象:如果美国不能接过英国的位置,那么整个中东和希腊就会很快落入苏联人之手。杜鲁门总统当时己经相当关注希腊内战的进展,他同意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于是,杜鲁门政府起草了一个精巧复杂、影响深远的希腊-土耳其援助计划。

尽管这个计划包括军事援助,但杜鲁门对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想象是基于经济和财政支持的,他认为这是民主的基石。杜鲁门的法规包括了“授权总统向希腊提供军事和其他物资援助……为希腊获取军事和其他物资援助,指派美国政府的军事和平民人员,训练希腊人员。”总统向希腊派遣了一个任务团,监督美国资助的使用情况,另外,“协助希腊人规划和执行重建项目,协助希腊人改进公共管理水平和恢复农业产业,控制薪资水平和价格水平,规划政府所购买物资的售卖和其他处置。”尽管最初的财政分配是覆盖到1948年6月30日,但“在上述内容中被授予的权力在时间方面不受限制,因此可以在此日期后继续有效。”

如此大规模的和平时期援助计划史无前例,标志着美国外交政策的根本性改变。用杜鲁门的话来说,如果希腊和土耳其落入共产主义军队的控制,“将削弱国际和平的基础,从而威胁美国的安全。”杜鲁门承认这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转折。“这意味着,”他说,“美国将会介人欧洲政治事务。”国务卿乔治·马歇尔1948年在对普林斯顿大学学生演讲时,也重申了这一新责任的重要意义:你们必须充分理解美国在世界地理、财政、军事和科学上占据的位置,以及这其中的意味,建立对世界秩序与安全的责任感;认识到,美国面对世界秩序与安全问题时的国家行为(或是不作为),将会带来怎样的压倒性的影响——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你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的事情”。

大体而言,杜鲁门主义被描述为解决英国从国际舞台撤退而产生的问题的解药。以此来看,它可以在未来应用于希腊和土耳其以外的国家。希腊和土耳其在巴尔干和中东分别是西方和美国势力范围的关键区域,现在更易受到共产主义的压力。因此,从一开始,这些国家就是杜鲁门计划的焦点。杜鲁门政府曾就改变国际政策并形成新主义的动机做过若干陈述,其中包括:希望推行一种能够支持自决权的新政策;对共产主义在巴尔干日益增长的影响的恐惧将会改变国际力量平衡,以及在战略上,需要扮演更为干预主义的国际角色,需要保护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就本质而言,杜鲁门正在实践乔治·凯南的“遏制”思想,阻止共产主义的地区性扩张。杜鲁门政府在宣布杜鲁门主义之前的内部文件主要聚焦于共产主义威胁,认为这是延长对希腊和土耳其援助的主要因素。

一些政府官员曾建议向国会和公众强调这一威胁以获得他们的支持,但是写在杜鲁门公开宣言草稿中的大部分反共修辞最后都删去了。可既然构想了这样一条行动路线,杜鲁门政府就需要说服国会和美国公众,向遥远的希腊和土耳其提供援助对于美国安全来说是必要的。1947年,国会里是共和党占多数,整体上与杜鲁门政府对抗,尤其是在批准过度开支的时候。1947年2月27日,杜鲁门召集若干参议员和众议院议员参会,宣布了他的计划。国务卿马歇尔首先发言,然后是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艾奇逊感到马歇尔未能留下足够强烈的印象。艾奇逊将形势描述为正处在“苏联极有可能突破、深入三个大陆的临界点,“就像一颗烂苹果会毁了一篮苹果,希腊的沦陷会影响到伊朗,进而整个东方。”这些演讲的冲击力足以动摇全部听众,于是他们敦促总统以同样的坦诚向国会发表演讲,像他们从马歇尔和艾奇逊那里听到的一样。

一旦杜鲁门及其顾问获得了这些国会要人和参议院的支持,总统团队就群策群力地创作能够说服整个国会和美国公众的论证。他们认为,一份来自希腊的请愿将会是打动国会和美国人民人道主义情感和仁慈心的关键。这样一个请愿确实呈上来了,但那是国务院写的,用最能打动美国公民的语写就,然后交给希腊参赞保罗·伊科诺穆-古拉斯,让希腊政府签字后送回美国。总统团队进行了一场复杂的动员来让这篇完美的演讲触动国会。在这篇演说中,杜鲁门及其顾问决定强调,民主的存续是这项援助计划的首要动机(尽管无论是希腊还是土耳其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民主政府)。杜鲁门政府想要避免强调中东石油受到的威胁,避免显得过于犬儒,避免喋喋不休地传递反苏的信息,避免激起与苏联的战争。因此,重点在于“自由”、“民主和“自决”,而且这份表面上来自希腊政府的请愿也作为为杜鲁门计划提供援助的动机而被引用。

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向国会发表了这篇历史性演说,宣布:“我相信,向那些正在反抗武装少数派征服企图或外部威胁的自由人民提供援助必须是美国的政策。”像“武装少数派”(希共游击队)和“外部威胁”(苏联)这样的模糊表述,是向国会说明情势又不公开刺激苏联人的密码术语。国会一开始的反应仍然受节俭和谨慎的影响。一些成员批评杜鲁门试图将世界划分为两大势力范围,一些人批评他咄咄逼人,还有一些认为杜鲁门表现得过激,反应过度。杜鲁门的法案最终在三个月后通过了。从根本上说,美国关于希腊和土耳其局势的想法集中在多米诺效应这一概念,他们担心希腊和土耳其被共产党人夺取会导致苏联在中东扩张的一系列连锁反应。马歇尔在1947年2月27日向杜鲁门及其顾问的报告中生动地描述了这种恐惧之情:

我们在希腊的兴趣绝不止于人道主义或友好冲动,……如果希腊要陷入内战,那就完全有可能变成一个苏联控制下的共产主义国家。土耳其就会被包围。土耳其的情况,……就会接着变得更加重要。苏联的控制于是可能延伸到整个中东地区直至印度边境。这会对匈牙利、奥地利、意大利和法国产生什么影响,绝不会是高估。我们正面临着可能导致苏联控制欧洲、中东和亚洲的一系列危机的第一个,这不是危言耸听。

关于石油的动机,正如之前所提到的,肯定也曾让杜鲁门心事重重。对石油的军事需求在战争中急速增长,美国也正在经历偏向使用石油和天然气的整体转变。为了应对石油短缺的威胁,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敦促道,“必须竭尽全力”,保证海外向美国的石油供应。

1947年国会批准杜鲁门的要求之后,政府不得不考虑究竟以何种方式接替英国——要介入多深,以何种方式介入。总统规划的政策也就是著名的杜鲁门主义,是向希腊投人数百万美元的财政援助,以及派出美国顾问。5月27日,第一批美国军事顾问到达希腊,这是美国希腊军事团(USAGG)的一部分。他们的职责是为希腊总参谋部、希腊军队和宪兵队的管理提出建议。杜鲁门政府曾考虑过美军直接介入,但最后决定不要,他们担心美军在希腊的存在会“为共产党指责美国侵略提供事实基础”。美国的官方路线是,美国军事顾问不参与战斗,也不会积极指挥希腊军。就像之前在雅典的美国战略情报局一样,他们的位置是含混不清的,尽管美国对关于希腊的政策进行了澄清,但美国希腊军事团团长威廉·利夫赛将军向即将走上战场的第一批20名军官做简短讲话时,告诉他们:“去到士兵中间,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你们没有武器,做好掩护,尽可能观察,但是不要参与战斗。”

无论制定了多么仔细的指示和严格的目标,美国人参与战斗的故事很快就被泄露给美国媒体了。1948年2月,合众国际社通讯员丹·瑟拉普从塞萨洛尼基发来报道称,一支美军先遣队的指挥官奥古斯塔斯·雷尼尔上校“亲自率领一个希腊排,不顾重机枪的子弹冲上山坡。”雷尼尔显然说过,他“在指挥这个团的希腊少校犹豫是否要命令士兵们迎着枪林弹雨前进的时候接过了指挥权”。据称,雷尼尔问这个少校:“如果我前进的话,你会不会前进?”而少校回答道:“当然,兄弟。”于是,雷尼尔“就领导这个排冲上了湖泊南面的山顶,尽管他不得不经常卧倒掩护。”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通讯员乔治·波尔克被害之前,他向美国驻雅典大使馆报告过,他从一名美国上校那儿得知,美国军事顾问在指挥希腊士兵,因为“他们自旅级别以上的指挥官都一无是处”。对这种指控的回应,用记者康斯坦丁·普洛斯的话来说就是“半打站不住脚的否认、一小阵对美国援助希腊任务团的审查,以及雷尼尔上校被调出塞萨洛尼基。”

即使有美国人慷慨的军事援助,希腊军仍不能迅速镇压起义军。新希腊军及其指挥官们比不上小股希共部队的机动性和协调性,这个问题因新兵的士气低落而进一步加重,其中许多人一有机会就逃跑了。公平地说,除了里米尼旅、神圣兵团和国民卫队之外,总参谋部、希腊军在1946年1月都是纸土谈兵。直到同年7月,能被组建起来的一小部分部队才匆匆得到部署。根据希腊军的官方历史(直到1998年才得见天日),大部分新招募的士兵被认为是希共或左翼支持者;而且,新部队的许多人已经被希共干部渗透了,不能相信。因此,大部分士兵缺乏战斗意志,在战役中不相信他们的军官。希共控制乡村,意味着希腊政府军的兵源来自希腊城镇中更贫困的区域,他们对职业人士和富裕家庭的孩子们能够逃避兵役感到不满。

拉里·凯布尔曾评论道,美国顾问在1948年发现希腊政府军“是由六种不同种类的步兵组成的奇怪大杂烩:野战师和山地师、突击队、国防军的阵地防守编队、辅助宪兵队以及当地民兵。”但是,在重整和训练希腊军的过程中,美国人别无选择,只能一开始使用英国人训练的特种部队来维持进攻行动的表象。正如英国人监管下的情况一样,这些部队进行了长期的巡逻和袭击,但是未能对民主军在山区的阵地产生什么影响。尽管在袭击敌方领地方面有成效,也获得了有限的成功,但是,希腊突击队却不那么擅长对付民主军的山区据点。希共战斗小队将他们的防御点隐藏在山中,固若金汤,很难突袭。政府军突击队装备不多,不像民主军防御部队那样能够部署火炮、重机枪和地雷来保卫他们的据点。同样有关系的是,希腊特种部队的军官是在北非——一个地域广阔、缺少山地和城镇的地方——获得的军事经验,在那里他们参与的是针对常规军的战斗。不管怎样,即便是成功了,突击队也不得不因为缺少人手、装备不足而撤退,在政府军突击队撤离一个地区后,希共又会重新占据此处。

在美国人重新训练希腊军之前,希腊军的战斗秩序基于传统的师结构——三个军以及独立的突击部队。野战军听从希腊总参谋部的战术指挥,而后者遵从希腊最高国防委员会的命令,这个委员会由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组成。政治领导人不那么希望投人希腊军对民主军发动的全面进攻,他们更希望保护大城镇和港日。因此,对希腊兵力的静态部署,以及累赘的指挥结构,让它很难迅速响应民主军的进攻。为了应对或主动反击希共袭击,当地的指挥官必须等待上级命令,而等他们收到指令时,敌人已经消失在南斯拉夫或阿尔巴尼亚边境之外了。

讽刺的是,民主军也像希腊政府军一样,最终放弃了小规模、突击队式的游击部队,转而采用常规规模的编队形式,一方面是对巴尔干政治事件的反应,另一方面也是孤注一掷,准备夺取决定性军事胜利。根据库苏拉斯的说法,民主军经历了三个演变阶段。在第一阶段(1946年3-9月),希共兵力由7-10人的小队组成,配备老旧武器,弹药供应有限。这些小队得到指令迅速移动、进玫小目标,聚集起来发动大型进攻。在第二阶段(1946年10月一1947年3月),游击队增加到70-100人,包括一些女兵,由军事指挥官和政委领导。装备了步枪和一些自动武器,各个地区的小队受希共地区支部监管。在希腊内战的最后阶段(1948-1949年),民主军部队达到每旅700-1300人,每团200-400人,每排20-60人,战斗小队10-30人。1949年9月,旅增强为师级别。这三个阶段说明组织的进化,最终在1948年民主军转变为一支常规军队。至于这从一开始就是扎哈里亚季斯的意图,还是为了应对超出他控制的事件,仍然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

关于扎哈里亚季斯和瓦菲亚迪斯之间在民主军战略方面的分歧历来争论颇多。根据一些学者的看法,瓦菲亚迪斯支持继续进行游击战,而扎哈里亚季斯和他的支持者们倾向于从游击战升级到常规战争。这些学者将战术改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民主军战败归咎于扎哈里亚季斯。少数能看到希共档案的学者之一奥利·史密斯没有得出相同的结论。史密斯主张,扎哈里亚季斯早在1946年就想要全面动员解放阵线和人民军的所有人力,将之投人全面战争。在史密斯看来,希共当时仍能控制解放阵线和人民军的成员,而希腊政府正分崩离析,缺乏实质上的武装力量。根据史密斯,扎哈里亚季斯命令瓦菲亚迪斯将2万名前人民军战士带到南斯拉夫,在那里得到装备。1946年7月,希共有藏在希腊的3万支枪支可供支配,另外有2万支可以从南斯拉夫得到,因此有能力装备一支5万人的军队。史密斯继续提出假设:“因此毫无疑问的是,1946年夏天扎哈里亚季斯曾下令组建一支军队,其兵力事实上民主军从未达到过,而且这支军队的规模本可以在1946年就能确保内战的结果有利于左翼。1946年虚弱的政府军将无力应对这样起义的人民军部队。

史密斯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论点。南斯拉夫人有资源装备2万人,但是即便算上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贡献,如果没有来自共产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重要支持,他们也无法供应一支5万人的军队。这不仅仅是提供步枪、子弹和配给的问题,而是在不确定的时段内维持物资的持续供应。为了有效作战,5万人的军队还需要重型武器、交通、医疗支持,以及训练有素的军官。不过,既然希共成功动员接近这一规模的军队,那么这个问题仍将可以讨论。现实情况是,扎哈里亚季斯和瓦菲亚迪斯虽然在战术战略上存在分歧,但他们共同指挥了一场转变为常规战争的游击运动,只不过缺乏赢得战争的必要兵力或火力。

整个1948年,扎哈里亚季斯在各种小册子、演说和文章中详细阐述了他关于游击战的观点,声称他的观点与毛泽东一致。他的理论是,以消耗对手为目的的游击战只有在共产主义起义扩展到城镇时才有意义。但是,民主军除了能够袭击和一段时间内守住北部希腊的许多村庄外,并不能将内战扩展到希腊城市。突破这种境遇的可能性之一是获得外部干预,但是,民主军无力夺取和守住大城镇对希共来说是个重大挫折。希共未能在希腊领土上夺取一块地方建立政府,这必然导致苏联和任何共产主义政权都不会承认一个实际上只是一场起义的现象。另一个选择是一场无休止的游击战,但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美国正在向这个国家大量投人军事物资,帮助扩大和训练政府军,这样它就能遏制并最终摧毁希共军队。因此,瓦菲亚迪斯继续进行游击战的战略不是一个长期选项——至少一旦美国干预就不是了。

在1947年春天以前,游击战只要还可能迫使希腊政府屈服,寻求与希共达成政治和解,它就是有效的战略。对希共来说不幸的是,英国人在美国介人之前一直支持希腊政府,而且希共在早期未能取得像夺取大城镇这样的决定性胜利——夺取一个大城镇会在与稚典政权公开协商时带给他们相当多的优势。在1948年,希共仅有的两个选项是放弃斗争,或者不计一切打一场常规战役,如果胜利了就能迫使美国人放弃希腊。正如后一种剧本几乎不可能一样,它也不太可能带来一场全面的胜利,只可能是迫使稚典政府接受希共的部分胜利——在苏联的坚持下,因为他们还不准备与美国人正面对抗。

1948年以前,希共在这场扩散到整个乡村地区和许多爱琴海岛屿的战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在伯罗奔尼撤,希共军队不仅控制了村庄和山区,而且建立了广泛的地下网络,能够影响或威胁当地居民。尽管受制于后勤困难,但民主军部队能够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进攻他们选择的目标,而希腊政府军却不能离开防御位置,反击希共。然而,战争陷人了僵局。希共部队不能夺取大城镇,政府军不能打败民主军或保卫希腊乡村不受希共军队的骚扰。但是,时间是在政府军一边的。美国干预为希腊政府军提供了相当多的火力和训练,同时提升士气,让新一代高级军官指挥新部队。就希共而言,他们正处在完成从游击队向传统军队转变、投人常规战役的过程中。希共领导认为,这样的战略将为这场战争带来结局。从这个角度来说,双方的目标是一致的。三年的内战摧毁了希腊,掏空了这个国家的经济。这个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受轴心国占领之后,几乎不能再承受一场新的战争了。

内战对大部分人的冲击是毁灭性的。整个乡村社区都是希腊民主军袭击的对象,因此居民处在持续的惊恐之中。另一些村民成为政府移居政策的对象,加入千千万万国内难民和背井离乡者的行列,流落到大城市和城镇。对于大部分希腊人来说,似乎看不到战争何时会结束。每个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战争某些方面的影响。对于那些深处乡村社区的可怜人来说,起义军的到来造成了另一种恐怖。当民主军占领一个村庄的时候,那些在最初的战斗之后来不及逃走的村长、宪兵和当地警察就会面临被就地处决的结局。当地人不仅会失去部分必需品,而且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会被驱赶到一起,“自愿”加入民主军。其中一些幸运儿,一有机会就立即投奔政府军,还有一些未能逃跑的人则将无休无止地在山区长途跋涉,过着各方面极度匿乏的生活。

1949年10月16日,起义军的电台宣布,为了避免摧毁希腊,暂时停止战斗。希共接着宣布希腊民主军没有放弃。整个秋天,一小部分孤立区域的抵抗仍在继续,内战时断时续地走向终点。不久,苏联船只开入阿尔巴尼亚港口,接走了民主军残部。据估计,内战直接导致多达158000人失去生命。希腊政府军与希共民主军的死亡人数分别是11000人和38000人。士兵和游击队员并不是唯一受战争伤害的人——甚至也不是最主要的。约有70万人,占到希腊人口的10%左右,或从家乡逃亡,或被希腊当局强制移居,目的是不让希共从山区村庄获得人员和物资补给。大多数人没有回到他们的小社区,而是留在雅典,永久地改变了希腊城乡人口的分布。因为移居,雅典成了野蛮生长的大都会,其人口约占希腊人口的50%。将近5万希腊人被判处流放,差不多28000名儿童被劫持或被迫与希共军队从希腊流亡到巴尔干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只有10344人在战后回到祖国,其余的人在东方阵营国家的孤儿院度过悲惨的人生。

扎哈里亚季斯理解希共和民主军面临的难题。漫长的游击战如果不能走向政治和议,接受希共为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所提出的条件,那就没什么吸引力。另一个选择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起义,局限于希腊山区,罕有军事胜利的机会。瓦菲亚迪斯关于无限期游击战的概念因此是没有意义的,尤其是在杜鲁门主义之后。就美国人慷慨地向希腊提供金钱、武器和顾问的规模而言,美国的支持意味着得到加强和重新训练的政府军最终摧毁希共军队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尤其是政府军以师、团为单位进行整编之后。

也许和后勤与军火问题一样重要的是,扎哈里亚季斯误解了他的偶像。也许巴尔干不是斯大林想要正面对抗美国的地方。用历史学家西蒙·蒙泰菲奥雷的话来说就是,“斯大林决定在柏林,而不是某个偏远的巴尔干村庄,试探美国的决心。”斯大林是机会主义的,如果希共获得全面胜利,那他可能会在外交上承认他们。事与愿违,杜鲁门主义加大了斯大林作出外交承认的风险。希腊不再是英国这个衰落的帝国所关心的事情了,它现在身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兴起的最强大的国家——美国——的保护之下。斯大林不准备在希腊挑战美国,尤其是在地中海没有强大海军的清况下。没有苏联的干预,或没有东方阵营国家大量军事物资的输人,希共的起义是注定失败的。扎哈里亚季斯的不幸在于,希腊在巴尔干和东地中海的位置对于英美来说过于关键,但对苏联人来说却不重要,至少就可见的未来而言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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