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60年代，朝鮮坐擁中蘇援助的重工業基礎，人均GDP是南韓的兩倍，南韓則尚未開始朴正熙執政下的經濟起飛。朝鮮當局為實現半島統一，對韓國人秘密綁架和公開利誘，目的是將人質培訓成間諜。與此同時，日本因戰敗屈辱導致另一極端，全國瀰漫著左翼氣息，共產黨和赤軍盛行；而朝鮮亦有輸出革命之企圖，兩者遂一拍即合，將入朝人士擴大至日本國民。結果可想而知，外人一旦進入朝鮮，便失去人身自由。隨著朝鮮持續閉關鎖國，拒絕全球化與世界貿易，已淪作最落後的地區之一。華屋丘墟，盛衰興廢，令人浮想聯翩，今日台灣和海外華人，是否也經受著同樣的考驗？下文摘自Robert Boynton《北韓非請勿入區︰北韓綁架計畫的真實故事》第112-128頁，遠足文化2017年版，有刪減，注釋略。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估計有近兩百萬韓國人住在日本。從十九世紀晚期開始，有一百萬韓國人因為經濟因素移民日本。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年，每年約有八萬名韓國人前往日本，但絕大多數都是被迫的。戰爭期間，三十五萬韓國人與日軍一起戰鬥，五十多萬韓國人在日本的礦坑與工廠工作。
一九五六年六月，金日成發布內閣命令第五十三號，邀請在日韓國人「歸國」。這是相當吸引人的號召，北韓除了提供現金津貼，還有免費住房、教育與醫療。日本政府過去幾年來一直思索著如何擺脫這群最窮困也最左傾的韓國人，在得知北韓的提案之後，首相岸信介很快就同意這項要求。歸國計畫滿足了各方的需求。歷史學家莫里斯－鈴木在研究歸國計畫的作品《出走到北韓》（Exodus to North Korea）中寫道：「在日本政治深陷左右對立的時期，歸國計畫的出現，讓雙方找到了交集。這個議題不僅有助於爭取選票，也能得到媒體關注與民眾歡迎。」日本報紙也呼應朝鮮總聯承諾的「人間天堂」，紛紛以斗大的頭條表示，「從日本歸國的同胞受到熱烈歡迎：生計完全受到保障」、「歸國者無失業之虞：住房可容納五萬人」。記者中島仁哉回憶當時空氣中瀰漫著歡欣鼓舞的氣氛，「有個男子告訴我，北韓人已經研發了一種核能裝置，接受這種裝置的照射，可以治癒一切疾病。日本沒有這種東西，但他信誓旦旦地說，所有北韓人都可以免費接受照射。」
小島生於一九三一年，家中有九個孩子，他排行老二，在新潟近郊的龜田長大。小時候他渴望參加日本偉大的戰爭，十三歲時他的夢想成真。一九四四年，美軍開始進逼日本本土，美軍戰機的性能已超越日本戰鬥機。如果日本飛機無法在空戰中取勝，那麼將飛機改造成人工導引的飛彈或許更有效？「神風」原指一二七四年蒙古人入侵日本時所遭遇的強風，在暴風吹襲下，蒙古人全軍覆沒。過去的強風曾經保護日本，而現在，新的神風也將擔負起保護日本的責任。日本發起第一次神風攻擊是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一開始這項策略確實產生效果。往後幾個月，超過兩千架飛機從事神風攻擊。然而，即使有兩千五百三十名飛行員為國捐軀，但對戰局的影響仍很有限。
一九四五年七月，小島抵達訓練營，他對於有機會與美軍作戰感到興奮，儘管他知道自己將因此犧牲生命。由於可用的飛機少之又少，學員只能利用老舊飛機受訓，有些飛機甚至是二十年前的產物。因為使用真正的炸藥太危險，所以飛機裝上填滿泥土的米桶，用來充當致命的炸彈。就在小島受訓一個月後，日本宣布投降。小島雖感到失落，卻也慶幸自己保住一命。然而，他這個世代的年輕人究竟是為了什麼而犧牲性命？小島感到困惑。他取道東京，跋涉很長的路程才回到新潟，震驚地發現整座城市已夷為平地，所有的街廓都被燃燒彈燒個精光。他心想，這就是發動戰爭的下場。「我知道，日本絕不能由軍國主義者來重建。我們需要一個平等主義、社會主義國家。」他說道。
小島發現，他在新潟認識的人都有類似的結論。他對於長久關押而後獲釋的共產黨員所揭櫫的和平主義原則印象深刻，他也注意到共產黨在國會有了重大進展。就連他不識字、務農的家人，也加入左派農業協會。一九五○年，小島加入共產黨，被分派到出版部門。他參與了熱鬧的新潟五一勞動節遊行，當一九五九年赫魯雪夫（Khrushchev）訪美並抨擊資本主義時，他拍手叫好。不只是日本人在社會主義的奇蹟下覺醒。「似乎亞洲各地全接受了這個哲學，」他說道，「為了解決日本貧富不均的問題，我們還有什麼好遲疑的？」有一天，小島偶然看到愛德加·史諾（Edgar Snow）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 1937），書中描述作者與毛澤東以及紅軍游擊隊相處的時光，對中國共產黨頗多讚揚。小島深受吸引。「我看到中國實驗的美麗與宏偉，」他說道，「我們看到革命之火延燒整個亞洲，創造了北韓這個國家。」
這就是參與歸國計畫的日本人當時的意識形態傾向。中國看起來正朝著成功之路邁進，但北韓由於韓戰的蹂躪，亟需同志援助。為了支持北韓，小島經營了一家左派書店，書店剛好與佐藤和其妻子經營的化妝品商店隔兩扇門。一九五五年，同為農民之子與共產黨員的佐藤與小島結識。「我很信任他。我們彼此了解。」小島說道。從一九六○年到一九六四年，他們在同一棟市區辦公大樓工作，小島負責歸國協力會，佐藤擔任日朝親善協會事務局長。佐藤的工作是加深朝鮮勞動黨與日本共產黨的關係，他的表現傑出，曾兩度獲頒北韓榮譽獎章。佐藤認識的韓國人並不多，但他喜愛韓國人的熱情與直爽。「他們的真誠令人感動。他們毫不隱藏：無論他們是什麼樣的人，他們都會直接展現在你面前。」他說道。佐藤推動政治結盟，小島則關注歸國計畫的每日進度。歸國家庭在啟程之前，通常會在新潟停留三天，小島會確保他們的文書證件無誤。小島注意到朝鮮總聯的人員總是在現場協助歸國者搬運大型行李。
最早出發的韓國人通常是最窮困的韓國人，他們一無所有，很難在日本多待一日。佐藤驚訝地發現許多人不是少了指頭，就是四肢不全。原來朝鮮總聯基於平等原則，讓戰時在礦坑與工廠從事危險工作的人先上船。佐藤感到欣慰，這些不幸的人終於被當成人來對待。「這就是共產主義精神！」他心裡想著。有時上船儼然像開大型派對。「我從來沒看過有人這麼開心，」小島說道。「他們咧嘴大笑，整張臉看起來像要裂成兩半似的。」每天晚上，韓國的歸國者與日本共產黨員會一起跳舞，唱韓國民謠。
佐藤與朝鮮總聯新潟支部的負責人關係特別親密，他描述負責人即將前往北韓，兩人最後一次見面，語氣仍充滿情感。「我說，『到了北韓，記得寫信給我，讓我知道你平安到達，』」佐藤說道。幾個月過去了，然後過了一年，對方音訊全無。他問同事是否有他朋友的消息，他們也不知道。終於，兩年後，對方寄來一封信。國際信件的紙張通常很薄，但佐藤的朋友用的紙張卻薄得差點在他手上解體。「你拿它當廁紙都不行，而他在這張可悲的紙上寫的全是對親愛的領袖金日成的讚美之詞。」朋友在信的末尾提出一個請求：「請寄給我一點胡椒、調味料、筆、書寫紙與保暖外套。」
更多歸國者的信件陸續寄達。信中傳達的清一色是正面訊息：生活美好，教育與醫療免費――這一切都要感謝金日成的慷慨。但他們最後總會提出一些最基本的要求，如衣服、醫藥與食物，他們要求的物品連最貧窮的日本人都視為理所當然。一九六一年左右，歸國者開始使用密語傳達他們真實的感受。日語非常強調上下尊卑，會根據對象來決定文法結構。如果至親寫的信居然是用敬語表達，那就表示他們清楚傳達了一件事：「別來北韓。」其他的密語則仰賴鉛筆或一般的筆書寫；如果用一般的筆書寫，表示「你可以相信我寫的內容」，如果是用鉛筆書寫，就表示與信件內容相反才是寫信人真正的意思。其他的信件更為小心謹慎。在說完好消息與讚揚金日成之後，他們最後會來個附帶說明，建議親戚也來北韓――表面上看起來是如此。在一封信裡，叔叔要他的姪子滿二十歲再過來。那個叔叔口中的姪子其實才剛出生，佐藤說道。在其他的信裡，描述北韓生活艱苦的訊息隱藏在郵票背面。
收信人不願討論他們得知的一切，因為擔心不滿的內容傳回北韓，可能危及他們的家人。其他人則不願放棄前往北韓的機會，認為這只不過是少數意識形態有問題和不滿現狀的分子的怨言，朝鮮總聯的人員總是採取這種說法讓歸國者放心。無視於這些報導的真實性，沒有人想毀掉這個新社會主義國家的名聲。
一九六四年七月，小島終於獲准訪問北韓，他要親眼見識過去五年來他遣送歸國者前往的應許之地是什麼樣子。儘管聽到不少流言，小島仍然是忠實的共產主義計畫信仰者，而且曾數次要求訪問北韓。當時的北韓和現在一樣神祕，能在日本與北韓之間穿梭的只有政府官員。小島參觀了所有重要的地點：平壤、雲山、咸興、南浦、三十八度線上的非軍事區。生活條件比他預期的還要來得原始，但他將這一切歸咎於西方帝國主義者的禁運。比較令人困擾的是，接待他們的東道主對參訪者緊迫盯人。這些同志戰友監視著他們，彷彿他們是間諜似的。他們無法自由地與北韓民眾互動，而他們確實見到的人卻噤若寒蟬，什麼話也不敢說。事實上，這些人的回應感覺像是套好的，結尾不約而同地講出類似的話，「這一切都要感謝偉大的金日成」。小島特別渴望見到他協助移居的歸國者，但他得到的答案總是他們工作忙碌，沒有時間見他。
與當時的日本觀光客一樣，小島也迷上攝影，他甚至隨身攜帶兩台相機。一台是一般相機，另一台是新型的八毫米攝影機，這種攝影機的販售協助推升日本戰後的經濟景氣。小島無法與民眾交談得到資訊，於是決定盡可能拍下他所看到的一切事物。小島的攝影興致讓隨行的指導員很不安，他們屢次要求小島不要拍攝。在雲山，他拍攝走在街上的一列婦女，她們還是和傳統一樣把籃子頂在頭上走路。他的指導員嚇壞了：「你不能在北韓拍這種照片。」拍攝一群光著上身的男孩在村裡的廣場踢足球也是不適當的。最後，他們要求小島照片裡不許出現「任何人」。安全官員在小島搭機前往北京之前仔細察看他拍的每一張照片，把所有他們認為具有冒犯意味的全部破壞。幸運的是，那台八毫米攝影機因為太新穎，北韓人不知道如何操作，因此影片才被保留了下來。
小島回到新潟後，內心十分苦惱。這次旅行的條件是他必須進行簡報宣揚社會主義天堂的美好。他感到兩難。如何避免提到這次旅行看到的令人不安的一面？他決定只提他所看到的東西：新的醫院、學校、公寓、道路，及這個熙來攘往的國家生產的其他產品。至於其他沒看到的部分――言論自由、思想自由與一般自由――他都避而不談。「我仍在歸國計畫辦公室工作，所以我企圖合理化自己看到的一切。這麼多年來，我一直是共產黨員，如果我把所有的事實都說出來，就必須全盤推翻我所相信的一切。」小島說道。他只能對一個人吐露內心的懷疑。他返國後一個星期，某天晚上，小島邀請佐藤到他家觀賞他在北韓拍攝的影片。「我們從晚上十點開始看，一直到天亮才結束。我們反覆觀看影片，中途還停下來討論我們看到的內容。我們分析、爭論、思考這一切所代表的意義。」佐藤說道。
小島將內心的疑慮全都告訴他的老朋友，他坦承自己開始懷疑北韓的實驗，或許還包括共產主義本身。他告訴佐藤，他在北韓的每一個行程都經過指導員悉心的安排，就連拍攝看起來最純真的景象也被認為不適當。他提到自己禁止拍攝的照片，以及他回國前被檢查人員毀掉的照片。如果是小島以外的人說這些事，佐藤可能會懷疑。但當佐藤觀看影片時，他開始領悟自己對北韓的認識絕大部分都是精心編造出來的謊言。「從那時起，每次我看到官方的照片或文章，我都能感受到背後虛構的力道，」他說道，「他們告訴我們的東西，沒有一件是真的。」當太陽升起時，兩人只是坐著，什麼話也說不出來。他們想到自己送去北韓的數千名民眾。「說真的，你知道『暴政』這個詞，但你真的看過暴政是什麼嗎？你曾經看過暴政存在的具體證據，而且知道自己成了幫凶嗎？」佐藤問道。
過了幾年，小島終於與共產黨決裂。他在新潟北部開了一間和服店，避免與政治圈的朋友見面，努力想忘記歸國計畫。至於佐藤，則是產生了較強烈的內在反應。他和小島看了在北韓拍攝的影片之後一個月，佐藤開始出現心因性氣喘的症狀，他感到呼吸困難，有時甚至無法呼吸。他會在半夜時因為呼吸困難而驚醒。起初，他擔心他的肺結核又要發作了，但醫生檢查不出結核病的症狀。
一九六五年，佐藤全家搬到東京，他在東京的朝鮮研究所找到一份工作，這個親北韓的智庫定期出版與朝鮮半島相關的政策論文。在大城市工作使佐藤能接觸到比以前更廣泛的人士與資訊，他盡可能從中學習，努力消化與北韓有關的任何事物。佐藤努力之下，很快就成為研究所的負責人，神經病症也不藥而癒，他終於可以自由呼吸了。雖然對北韓幻滅，但佐藤依然堅信全球共產主義運動平等與正義的理想，於是他將研究所的重心擺在為在日韓國人的權利進行遊說。
一九七五年，佐藤前往中國參訪，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末期，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如日中天，凡是反對他的人都會遭到恐怖對待。佐藤驚訝地發現，中國的威權主義傾向與北韓何其類似。毛就像史達林、金日成一樣，宰制了社會的每個層面。終於，佐藤在這裡發現了北韓實驗的問題癥結，原因不在於北韓脫離常軌，而在於這是共產主義本身固有的現象。佐藤再度感受到他在戰爭結束時的失落。他說：「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極為熟稔，我可以在任何場合引用馬克思的話，然後加以應用。但現在我必須揚棄自己曾經信以為真的觀念，我要唾棄所有的理論。我必須從最基本的事物中一件件地重新建立自己的感受。往後三年，我幾乎連一個句子都寫不出來。」佐藤不斷發展的意識形態無法與朝鮮研究所的親北韓政策相容，一九八四年，他離開朝鮮研究所，建立了現代韓國研究所。現代韓國研究所發行的期刊，成為反北韓論文與研究的重要園地。「我把在日韓國人推入了地獄，」佐藤在一九九五年一篇論文中悔恨地寫道，「我並未送他們前往應許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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