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二戰期間，美國為防止蘇德聯盟，一改過往態度，公開承認蘇聯，且予以最惠國待遇。二戰結束後，美蘇迅速反目成仇。沈志華新書《經濟漩渦：觀察冷戰發生的新視角》揭露，蘇聯所以對美國大加討伐，並非拘泥於意識形態或成見，而是因國內的改革訴求，迫使斯大林借戰爭動員實行管制。蘇聯高調宣稱制度優越，屢屢對美展開威脅，實不過色厲內荏。中共是蘇聯的螟蛉之子，一言一行皆一脈相傳，其今日之乖張跋扈，乃將亡之迴光返照。美國不是蘇聯的（同樣不是中共的）真正敵人，大不必為美匪勾搭憂心，亦不必為美匪衝突高興，唯須注重自身反共能力的建設，等待與兩岸人民共同作戰的那天。
以下正文摘自沈書第251-262頁，香港開明書店2022年版，注釋略。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劇院發表了著名的「選舉演說」。在這篇公開的講話中，斯大林用大量篇幅對第二次世界大戰進行了總結，重點是論證蘇聯現行制度的優越性和戰前經濟政策的正確性。斯大林指出，戰爭的勝利表明，蘇維埃社會制度是比任何一種非蘇維埃社會制度「更優越、更穩固」、「更有生命力的社會組織形式」；「蘇維埃國家制度是多民族國家的模範」，「是把民族問題和各民族合作的問題解決得比其他任何一個多民族國家都好的國家組織體系」。斯大林特別強調，蘇聯能夠戰勝法西斯德國還因為擁有強大的軍隊和「絕對必需的物質條件」，而這一切都來源於蘇聯的工業化政策和農業集體化道路，其特點和優點就是在「工業國有化和銀行國有化」的基礎上，「迅速地聚集資金」，首先發展重工業。因為「沒有重工業，便無法保持國家的獨立；沒有重工業，蘇維埃制度就會滅亡」。這是根本不同於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最後，談到蘇聯即將來臨的新的五年計劃時，演說雖然也提了一句「廢除配給制」，「擴大日用品生產」，但重點和落腳點還在發展重工業：大概用三個五年計劃的時間生產5000萬噸生鐵、6000萬噸鋼、5億噸煤、6000萬噸石油。只有這樣，蘇聯才「有了足以應付各種意外事件的保障」。這裏的「意外事件」，顯然指的是演說開篇所講的帝國主義戰爭：「在現今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發展的條件下」，由於發展的不平穩和不平衡，經濟危機和戰爭是不可避免的。
斯大林的講話——至少其字面所表達的意思，讓華盛頓感到震驚，美國官員普遍認為，斯大林在宣示一種與西方資本主義為敵的蘇聯對外政策新方針。國務院歐洲事務辦公室主任H.F.馬修斯稱其為「戰後蘇聯政策最重要、最權威的指南」，並且「將成為全世界共產主義者及其追隨者的聖經」。這個講話應該「在國務院內部供所有人傳閱」。國務院東歐事務司司長Е.杜布羅在致國務卿等人的備忘錄中指出，講話是一個「新方針」，也是「對全世界的一種警告」。「作為一種宣言」，斯大林表示蘇聯將維持龐大軍備，建立起強大的戰爭潛力「以確保能夠應對任何可能出現的情況」。副國務卿艾奇遜則認為，斯大林「正在把蘇聯的外交政策引往一個不祥的方向」，這個講話是對美國和西方的「宣戰」，是「冷戰的開始」。最高法院大法官W.O.道格拉斯的說法更加聳人聽聞：這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宣言」。
鑒於前文所述戰後美蘇關係出現的惡化趨勢，美國官員們敏感地認為斯大林的講話是在宣佈蘇聯對美國和西方政策的新方針，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這些美國政治精英都過度和錯誤解讀了斯大林演說的本意。
要真正理解斯大林演說的實質內容，不僅需要了解蘇聯的對外關係，更需要搞清楚戰後蘇聯的國內狀況，以及蘇聯領導人對美國和西方的擔心所在。其實，斯大林並不願意看到蘇美關係惡化，或許正是為了避免引起誤會，講話在開篇談到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必然引發戰爭這一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觀點時，斯大林話鋒一轉：「第二次世界大戰按其性質來說，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根本不同的」，而且特別強調，「它一開始就帶有反法西斯戰爭、解放戰爭的性質」，蘇聯的參加只是「加強了」這種性質；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蘇美英以及其他愛好自由國家的反法西斯同盟」，在取得戰爭勝利方面「起了決定的作用」。顯然，斯大林在此有意突出了蘇聯與英美的合作和同盟關係。那麼，為什麼演說最後又要強調警惕和防備「帝國主義戰爭」呢？這就需要看看蘇聯國內在戰後發生了什麼情況。畢竟，斯大林講話的對像是蘇聯民眾。
四年的殘酷戰爭給蘇聯社會帶來了巨大變化，一方面是戰時合作關係允許美國電影、書籍、雜誌、廣播乃至爵士樂和可口可樂大量湧入蘇聯，一方面是幾百萬蘇聯士兵（帶槍的工人和農民）開進東歐和巴爾幹各國，一向封閉的蘇聯社會突然開放了。人們終於親眼看到了蘇聯以外的真實世界，蘇聯社會受到的衝擊和蘇聯民眾的思想變化是前所未有的。這種變化主要表現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出現了比較普遍的親西方情緒。
西方（特別是美國）文化在戰時進入蘇聯，官方的政策略顯矛盾，而年輕人則受到很大影響。那些從中東歐回來的士兵，很自然地將這些國家的生活水平同自己祖國的生活條件進行了比較。於是，關於「西方」文明比較優越的情緒，連同戰利品、繳獲來的科技設備以及簡直是搶劫來的生活日用品一道在全國傳播開來。
這種親西方的情緒在知識分子及其作品中有更多的反映。戲劇《庫圖佐夫元帥》的作者、戰地記者L.V.索洛維約夫說：「我們在經濟方面處於災難性的境地，沒有美國人的幫助我們早就走投無路了。」《紅星報》報社記者P.A.巴甫連科認為：「沒有同盟國，我們不可能將德國人趕出俄羅斯。我們的命運最後取決於我們盟友的意志、行為和善良。」詩人N.阿謝夫在其作品《勝利的火焰》中則表達了對大西洋憲章、美國「民主秩序」和「各種自由」的崇拜和嚮往，並設想保持「永久的聯盟」。
美國檔案中也記載了不少美國士兵和在蘇工作人員的感受：俄國人「對美國特別感興趣」，俄國婦女以迫不急待的心情期待着看美國的時尚雜誌；美國的生活方式是俄國士兵「始終感興趣」的話題，他們「經常為這方面情況而爭執不休」。美國駐蘇使館官員也認為，在俄國「民眾中普遍可以看到對美國和美國人的真摯好感和讚歎」。哈里曼大使直到1945年11月其任期結束時仍然相信，「俄國人對任何與美國生活方式有關的事情都非常感興趣」。
第二，要求民主、自由和公開性，這主要反映在知識階層。
一個封閉的房間突然打開了門窗，人們首先感受到的是可以呼吸民主和自由的空氣。戰後的蘇聯正是如此，只是那些教授、作家和記者說的比較直白。在1943年底向克里姆林宮呈交的一份公眾情緒報告中，剛剛解放的哈爾科夫的一位大學教授斷言：「正在進行的變革必須進一步走向國家生活的更大民主化。」《旗幟》雜誌主編V.維什涅夫斯基在蘇聯作家代表大會呼籲，斯大林憲法應該解決「對我們所有人都十分迫切的言論自由問題」，「我們戰鬥了，我們鬥爭了，請給我們言論自由。」
1943年7月，國家安全委員會把以下言論作為「反動政治情緒」的表現，如詩人I.P.烏特金：「現在我們充滿希望，就是我們將生活在一個自由民主的俄羅斯，沒有同盟者我們是不能夠拯救俄羅斯的」；我們國家有「最好的憲法」和「最差的制度，這種制度完全剝奪了人們的自由」。《青年近衞軍》雜誌編輯B.A.薩福諾夫：希望「戰後各種自由將會來臨，我們將輕鬆地生活和呼吸」。
1944年10月底，國家安全人民委員V.N.梅爾庫洛夫報告了很多作家「打破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原則」的「自由化」言論。如M.M.左琴科：「創作應該是自由的，我們所有人現在都是聽從命令完成任務，在某種壓力下從事寫作」。K.L.楚科夫斯基：「我生活在一個沒有民主的國家，一個獨裁專制的國家，……在政府專橫的條件下，俄羅斯文學會漸漸失去活力，最終走向滅亡。」N.E.維爾塔：「對於書刊檢查機關來講，現在作家成為了他們最大的障礙。」
在1945年底開始的最高蘇維埃選舉活動中，人們提出了許多讓黨和政府頭疼的問題：「我們的憲法是最民主的，為什麼不允許工人從一個企業自由地轉到另外一個企業裏呢？」「蘇維埃國家是最民主的國家，但這裏是一黨專政，而在其他國家卻存在着許多黨派，這是為什麼？」「東正教最高會議能否推薦自己的代表候選人，如果不能的話，那麼，這是否觸犯了民主制度？」也有普通工人和農民坦言：「在我們俄羅斯，只有克倫斯基時代才有自由的選舉」，「人民是不會投票贊成這個政權和共產黨員的，因為人們生活得非常不好，什麼也沒有，布爾什維克分子使國家走到了崩潰的邊緣」。
第三，民眾對蘇聯政治經濟制度的懷疑和不滿時有表露。
「勝利者是不受審判的」，這是斯大林經常掛在嘴邊的俄國典故。正如俄國學者所言，因為勝利，斯大林和共產黨的威望得到極大提升，「每一個人都真城地感謝斯大林同志，感謝他的英明領導」。然而，蘇聯人民可以「原諒斯大林的一切」，但是「再也不能重複過去的戰前而非戰時的血腥現實了」。
幾百萬穿着軍裝的蘇聯工人和農民走出國境，到了柏林、維也納、布拉格、布達佩斯，他們看到，即使經過幾年戰爭破壞和法西斯德國佔領之後，那裏的生活水平也遠遠好過蘇聯。不僅在東普魯士，而且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農家的地窖裏都掛着整塊火腿，還有香腸和奶酪，而身處「社會主義優越制度」下的蘇聯人民，「早已不記得這些東西了」。在戰後被遣送回國的蘇聯公民被認為是農民中產生反集體農莊情緒的另一渠道。這些被遣送回國者和前線戰士一樣，了解組織農業生活和勞動的另外一種體系。一位從立陶宛被遣送回來的婦女對自己的鄰居說，:「立陶宛所有的農民都過得很好，最窮的農民平均也有三四頭牛羊、兩匹馬。」「在立陶宛沒有集體農莊，農民是自己的主人，而現在回到家，只能為集體農莊幹活，不得不再次受苦了。」
戰爭後期，有關集體農莊即將解散、必須解散的說法在蘇聯農村普遍流傳，甚至傳言這一措施「將根據丘吉爾和杜魯門的要求以及斯大林同志的許諾」而實施。聯共（布）中央組織部1945年7月的調查表明，「大家都在期待軍隊復員回家，解散集體農莊」，有些地區甚至要求分掉集體農莊的財產。聯共（布）中央農業部關於庫爾斯克州的調查報告則顯示，由於集體農莊將被解散的謠言流傳，「佔有集體農莊土地已經成為普遍現象」，將國家土地變為私人宅旁園地，這樣的農戶在有的地區竟高達58%。
解散共產國際和恢復東正教是導致這種看法出現的重要原因，甚至許多黨員和幹部都對傳統的思維模式和行動方針產生了動搖，一種新的「羅斯福式」的「經過改造而生成的」資本主義是更具生命力觀念和愛好和平的制度，已滲透到了蘇聯權威學術刊物之中。甚至有老布爾什維克從黨的立場出發，直接給斯大林寫信，要求在蘇聯實行「真正的民主制度」。因為戰爭已經向全世界表明，「蘇聯人民是成熟和强大的」，「共產主義思想已經深入人心」，所以「國家民主制度的發展是不可避免的道路」。
第四，在殘酷而緊張的戰爭狀態結束後，人民普遍要求提高生活質量和水平。
德國投降後，奔薩州酒精廠原料部主任說出了很多人的心裏話：「戰後蘇聯生活將發生根本變化，應該徹底改變經濟結構。因為蘇維埃政權27年來，什麼也沒看到。這樣下去不行。」蘇聯工人普遍强烈要求取消兩班制，恢復三班制，恢復休息日，將11小時的工作時間減少到8小時。在莫斯科的一些工廠，工人們對戰爭已經結束仍然不能按照發放工資十分不滿：「我們期待着勝利，並認為我們最終會按時收到工資，但結果卻不是這樣，現在的生活很困難。」
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1945年9月19日報告，對鄂木斯克市工廠工人私人信件進行祕密檢查發現，135封信中對日常物質生活水平有所抱怨：「沒有過冬的棉衣」，「下班後沒有替換的衣服」，「報酬很低，什麼票證也沒發」，「所有人都厭倦了這裏的生活」，有成批的工人（大約400人）逃離工廠，儘管抓回後將受到審判。類似的情況在聯共（布）中央聯共（布）中央組織指導工作部11月28日的報告承認，大量的事實表明，工人、教師、醫生和農民日常物質生活方面的狀況「不能令人滿意」，工資被拖欠，棉布、服裝、鞋子短缺，食品供應還不如戰爭時期，配給票證中的份額很低，而且經常不能按時發放。他們發出呼喊：「為什麼日常生活狀況沒有隨着戰爭的結束而得到改善呢？」「為什麼麵包的供應經常被中斷，為什麼要排長隊購買麵包？」「今年是否能夠取消票證制度？」「什麼時候才能夠在商店裏進行自由貿易？」在最高蘇維埃選舉活動中，聯共（布）中央宣傳鼓動部收集到的問題有：「我們的人民被戰爭折磨得很苦。將如何發展輕工業，尤其是紡「英美與蘇聯的戰爭是否很快就會爆發？」「我們的軍隊要在德國呆多久？」「為什麼戰爭已經結束了，而我們的物質狀況仍然沒有得到改善呢？」據內務人民委員部報告，這些不滿情緒在很多地區已經發展為犯罪行為，出現了大量反動傳單和反動言論，甚至有暴力事件發生。
戰後的蘇聯，在國際上已經成為公認的政治和軍事強國，但在國內卻出現了嚴重的信仰危機，普遍存在的要求變革的社會心理正在或者已經衍生出對現存政權和制度的不滿。俄國歷史上的「十二月黨人」事件是否會在戰後的蘇聯重演？這就是斯大林的黨和政府面對的社會問題，是他們繞不過去和必須回答的問題。關鍵在於，蘇聯領導人沒有順應民意，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考慮如何吐故納新，對原有體制、政策的弊端進行必要的改革，而是因循守舊，試圖回到戰前，並且把一切「罪惡」的源泉歸結於西方（主要是美國）的外來影響。於是，一場針對西方的意識形態鬥爭便悄悄開始了。
早在1943年12月2日，聯共（布）中央書記處就發出了「關於監察文藝雜誌」的決議，要求在内部對各種文藝雜誌進行監管。1944年7月26日，聯共（布）中央組織部又作出了「關閉蘇聯作家文學院的決議」。1945年5月22日，蘇聯宣傳部門領導人在內部會議上強調要「加強意識形態鬥爭」。戰爭剛剛結束，《布爾什維克》雜誌編輯部的文章就指出，「蘇聯人民正在繼續完成一項實現建立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並逐步地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宏偉任務」。9月29日，聯共（布）中央通過了《關於改善蘇聯境外宣傳工作》的決議，責成中央宣傳鼓動部，「在一個月期限內研究蘇聯境外宣傳和情報工作的狀況，並向中央提交關於蘇聯在境外國家的宣傳和情報工作安排的決議草案」。儘管這些指示和決議都是在內部傳達的，但美國人已經感覺到一種變化正在悄悄開始。美國使館在1944年夏天就意識到，美國電影已經很難進入蘇聯的影劇院了。1945年9月15日凱南報告說，蘇聯已經「恢復了戰前的宣傳風格」。
在這方面，斯大林對莫洛托夫的指責很有意思，也頗具代表性。1945年11月上旬，蘇聯報刊登載了丘吉爾在下院的講話，其中不乏對斯大林的讚美之詞。12月初，西方報紙又刊出消息，在西方記者的集體投訴後，蘇聯對外國記者的審查制度顯得寬鬆了。正在南方休養的斯大林得知這些情況後，連續給負責此項工作的莫洛托夫及其他幾位政治局委員發來電報，嚴厲指責莫洛托夫「在外國人面前表現出奴性」，試圖「用個人權力來改變我們的外交路線」，是「篡奪了權力」，還諷刺說，也許允許西方的「污蟻和誹謗」，「也是他工作計劃的一部分」？作為這一事件的結果，1946年2月25日，聯共（布）中央發出指令，收回外交人民委員部對駐蘇外國記者發出的信息的審查權和控制權，將其轉給專門的保密委員會。
斯大林對他在戰時的第一副手莫洛托夫如此嚴厲的指責和羞辱，很難說其中沒有「功高蓋主」的猜忌成分，正像他在軍隊中對朱可夫的處理一樣。不過，抓住莫洛托夫對西方「奴顏婢膝」的錯誤不放，的確很符合斯大林當時的心態。其實，斯大林此時並不希望與西方（特別是美國）翻臉，在外交領域（中國、伊朗、朝鮮、原子能以及一系列和約問題），特別是在經濟領域（賠償、貸款、貿易等問題），如上所述，蘇聯還需要美國的合作和幫助。但是，一方面，西方報紙對蘇聯（主要是蘇軍在國外）行為大量的負面報道，讓蘇聯宣傳部門不得不「反擊」；另一方面，清除西方思想文化的影響也要求開展批判「崇洋媚外」、宣揚「愛國主義」的意識形態鬥爭。為了國內的穩定和政權的鞏固，斯大林不得不在宣傳領域把美國和西方作為標靶，不得不在蘇聯人民面前樹立起「敵人形象」——是不是真有這個敵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從穩定國內情緒的角度需要這樣一個敵人。
復國新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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