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士钊：帝政驳议(节录)

1915年9月10日，秋桐(章士钊)。图为章士钊与胡适的合影。

编者按：中共实行的信息控制让大家只知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古德诺的《共和与君主论》而不知章士钊的《帝政驳议》和《共和评议》，后者已经把前面二位鼓噪的复辟邪说批驳得体无完肤，请大家阅读史料，有助于增进对时局和史实的理解。

　　两月以前，愚作《共和平议》稍稍着论，以明世俗厚诬共和之非。时帝政之说，初见根萌，杨度、孙毓筠之流，传闻有密呈劝进，事为乘京《朝日新闻》揭载，传笑外邦。杨、孙恚（“愤怒”）焉，驰电辩正。曾几何时，前之讳饰而不肯承者，今且明目张胆，立会布词，号召党徒，唱和表里，此其故何与？愚闻黄君远生之言曰，研究“国体上基础问题”，拜国人“于法律上不得有此自由，故于迫在日前关系国脉之根本所在，举听其自然之迁就所届，置之思虑议论之外”斯言而信，号为一国之“法律”，胡乃昨日所悬为厉禁者，至今日而特许之？又读筹安会之宣言曰：“……明知国势之危，而以一身毁齐利害所关，瞻顾徘徊，惮于发议，将爱国之谓何？国民义务之谓何？”斯言而信，杨孙诸子，态度逾时，而有不同，得毋前日不免有利害毁誉之见存，而今日爱国守义之情独至？凡此诸问，诚不免起伏于吾人之心胸，然稍加熟视，则又无睹，从而索答，夫亦可以不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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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愚之所最不可解者，首在筹安二字。彼岂不以由我之道，国家可得长治而久安也？则所谓安者，果愚所见非谬，当以国中不见革命之祸为衡。而国中不见革命之祸，苟非国中利害冲突，质剂停匀，断乎无幸？此其理昭哉无翳，虽至愚者不能瞑目而无见也。今若于仓黄之中，推翻共和、创设帝政，此其所为影响于革命者，有二要义，一曰己身以革命倡，一曰认革命为宪法上之权利。……
　　
　　请试即二义而申明之。革命一语，在欧文字典中觅之，殆无不训为政治根本上之变迁。夫变迁亦何常之有，有帝政变为共和者矣，亦有共和变为帝政。苟其不免于骤变，则其无所逃于革命之义无疑。读者试从百科全书中查之，所列革命之例，其在法兰西，每以以一八百四十八年之第二共和，与千八百五十一年之鲁意拿破仑自帝同举。此本浅义，不待指陈。或曰：“变更国体，如不扰乱秩序，即谓之革命胡伤？”顾此之所谓不扰，其义究居何等？夫防民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此诚古今中外革命之所由起也。而常未至于溃也，其为本无所壅，无溃可言。抑或壅已奠堪，去溃一间，其度之殊，相去悬绝。惟未溃之名，入乎侥幸苟偷者之耳，则几乎无择。今不扰云者，正此类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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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此观之，帝政与革命之关系，亦可知矣。若曰，政府自有能力，可使革命之祸不生，愚决不以其说为无根，且灼然见其力之足以支持若干时而不失坠。然只以证革命之祸之不猝发，而不足证其祸之消弭于无形。既曰筹安，当以消弭无形者为衡，不当以幸不猝发者为的。况乎政治之事，无能前知，其果不猝发与否，今仍未易知也。席兑又有名言曰：“社会之安宁，其基与谓存乎政治，宁谓存乎道德，是必国中优秀之一部分，恒温和而公正，富于同情，明于公益，小群无非分妄诞之思，阶级无贪利倾巧之病，多数党之胜利，不挟强横之力以俱行，而后此种安宁，庶几可保。不然，未或能免于革命也。须知地球之上，无论何处，而欲以一部多数之人，强一部少数之人同居其地者，屈服于其下，而谓有道德上之权利，使之为之，乃一不可想象之事也。”席氏之言，乃论皆通治道，其为说且如此，若执民主帝政，叩其意见，又不之知言之进于是者几何。夫立国而至道德之基础，全然破坏，则如卢梭之言，人亦为其最强者而已。语云，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行见人人自以为胜、广（陈胜、吴广），家家各以为华、拿（华盛顿、拿破仑），心理所存，必有事实，而天下无宁日矣。是之谓筹安，不亦非常可怪者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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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者何谓也？即所谓变也。而变之在吾国今日，则呈三象：(一)“帝王乃历史上之产物，非如饼师作饼、可以顷刻而成。今后之中国，既无人焉，有可为帝王之资，何能复为君主国？”(二)当君主思想未生之时代，则一君统亡，一君统起，行所固然。而今作其时，大抵君权之存于人民之迷信，今迷信既破，回复无由。(三)内忧外患，险象环生，国家实无余力更容变乱，自来创立君政之暂免变乱者，或则以杀戮之惨，尽其人口之大半，或则提取国中膨胀之力，南征北伐以为尾闾（承接所有的江水河流的地方，形容土地广大无垠）。前者吾之历代开基之主为之，后者拿破仑之徒为之，而吾皆不能，则君政一立，革命之祸，何时而发，实不可枓。此三象者，印入人人之脑中，不可爬梳，是故有在前清极力主张君主立宪者矣，而此时羌无意识之君主论则反对之。……

　　或曰：“法之革命，中经君主，而卒归于共和。美之革命，径立共和以迄于今，既闻命矣，然古氏更述英伦往事，请问英之革命，中经共和而卒归于君主，则又何说？”曰：“此非吾之所得引以自证也。”愚前言共和既立，不得复建君主，最要之理由有二：一君统已破，全国无可继位之人；一政想全非，国民无复忠君之念。则苟若君统未破、政想未易，复辟之事，亦未始不可行，英之王政复古是也。梅依者英之大史家也，其说曰：“英之革命，似无结果可言，其所得者，亦一王继承一王，而前王身殉自由而已。苟非此点，英之政治组织，殆前后无所变迁也。”又曰：“革命之后，政识较进、民意较灵，独立思想较高，团体力域较大，至忠君一事，则流风余韵，沿而未衰。”由斯而谈，英之终成君主，岂曰偶然？吾国之满洲，属诸异族，其篡窃吾国而有之也。纯出于惨酷无人道之武力，国民爱戴之念，自始不生。光宣之交，君主立宪之说，虽盛于一时，大抵视为策略，而全不出于忠爱之悃（“诚心”）。清运既绝，遗爱无存，劳宋诸公深仁厚泽之谈，天下笑之，故吾国欲求如英伦，克林威尔之后，迎查尔士入承大统，盖事实上不可能。……
　　
　　古氏之文，他国之拉杂政例占其大半幅，此外所自矜以为探骊得珠者，则君主继承问题。谓“继承确定一节，实为君主制较之共和制最大优胜之点”。孟子曰，遁词知其所穷，古氏盖穷极而发此无聊之言。夫继承一事，诚不得谓非君主制中之一问题，而岂得曰斯制之存亡以之？以近事言，满洲开国，即不立继承法者也。其君制之坏，初不以此。纵曰重要无伦，而于君制确立之后，再行研究，断无不及。未闻先以继承法之定否，而卜君制之采否也。若曰预为之防乎，则如斯大业，所当预防而重且急于此者，何止百端？继承一家之事，其法一纸书耳，有何难定？倘若古氏曾参两拿翁之朝，而以斯说进，拿翁决不难唯命是从，惟其君统及身而灭，拥此“金简石室”之书，足覆瓿（“毫无价值”）耳，何益于用？又倘若古氏曾掌克林威尔之书记，而以斯说进，克氏竟以此而自帝，姑无论其子力次尔然承袭，初无待以法定之，然传而绝，有同暴秦二世，则所恃以正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者，又焉往哉！夫古氏以君主说尝试于吾，不能详陈斯制之如何为利，及其如何而得巩固，而徒取君制大定后之一继承问题，待至建都习礼、菹韩醢彭，徐徐引数四老人，以为太子羽翼，默示微讽，而不虞其后时者，张皇号召，若此谋若臧，万事都了者然，使人感情瞀乱（“精神错乱”），轻重倒置，以侥幸其说之见录于世，是诚孙卿所谓妖怪狡猾之人者矣。

　　古氏所陈改制之三条件，大抵狡狯不可捉摸，继承一条，已前驳矣。此外两事，一曰不可引起国民及列强之反对，一曰必求立宪政治之发达。夫列强之反对与否，古氏或不得而知，若国民于此种根本变迁之局，而将无反对者，愚恐以古氏之博学多闻，苟非认定吾人全然不解政治生涯，不敢轻下判断。故其言曰：“此在乎周知中国情形者之自决。”是则中国情形，古氏未之知也。以不知吾国情形之人，贸然为吾国主张政制，则擿埴以索涂（“暗中摸索，事不易成”），瞑行而已，不亦太可笑哉！立宪之说，亦视此矣。谚云：欲知将来，可鉴既往。总统就职之誓词曰：“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未几而精神浸亡、瑕秽山积，然犹得谓通于权变，不获已也。赣宁之役，当局勤勤以无帝制自为之心，表襮于民。黎元洪谓以铁血保障共和、通电全国，始回天下将倒之戈，以剚刃（“用刀剑刺杀”）于七省，未几而毁宪法、灭国会、绝自治，共和之形式且不与存。然既不废民主之名，爱饩羊（“祭品”）者犹未绝念也。故劳宋之狱，发为公令、重申共和、紊乱国宪、刑所不宥。识者伤满洲既斩之泽，尤幸今后狄克铁特将无可假之词。口血未干，言犹在耳，而今竟以民主帝政见告，立会在政治首要之地，主事皆左右近幸之人，收集党徒、明谋不轨，内结轻佼无行之客，外连专阃强暴之夫以致其事。一时之间，奸言并进，叛国之说如云，而言官不敢言，法官不敢问。惟闻明抗者有显祸，阴拒者遭监视，外人之观国者，群谓苛叠达之期，行且不远。身居民国，而一谈共和，刑僇随之，是实质之中，国家已陷入无政府之境地矣。举凡前此带山砺河一切之誓，于今所未便，即悍然毁灭，使无或遣。而司其说者，犹欲以将来立宪为饵，而欲人之欣然乐从，俯首而听命，此岂可得之数耶？黄君远生曰：“只问政体，不问国体”，此最辩之言也。信如斯言，则政体为重，国体为轻。又如斯言，则重者宜一国之所同重，轻者宜一国之所同轻。国体轻矣，论者既责三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轻其所轻，而独于一人之重之，不惜冒万险排万难以争之者，不同以轻其所轻来相劝勉，此何说也？姑不具论。假定吾人转而争政体矣，愚又尝有说以处此曰：
　　
　　有一说曰：“吾人所当争者宪政耳，苟得立宪，戴君初不为玷，共和石田，耕之何用？”此说在辛亥革命以前，诚不失为一种健全之论。康先生救亡之论，慷慨万言，即不外是。不然，而为复辟论者所持，亦复言之成理。盖满洲之无力，即返政亦犹有然，非出于完全立宪一途，彼将无自存之地，故只须急激者不更揭橥（“揭示”）共和名义以兴革命。更无莽操之徒，假天子之令以行其奸，则虚君共和，好自为之，必无蹉跌。而今非其类也，今苟改立君制，孰敢保吾宪政可见实行？果可实行，胡乃不为之于民主之时，而必留以有待于立君之下？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殆从此类语言见之者欤？

　　此最后一语，即以破立宪论之全据而有余。夫君主立宪，义原不恶，但立宪之事，求之于累叶相承之君主可得，求之于狄克铁特（Dictator，独裁者）之君上则不可得。此非意有所不欲，实乃势有所不能。盖当其为狄克铁特时，所得维持秩序者暴力耳。及为皇帝，所须暴力之量尤大，一旦去其暴力，即失其所以自存之方，计惟继续保之，以待天下之变，谚所谓骑虎之势是也。而真正之宪政，与暴力相反者也，岂其立之以图自杀？然谓其时将无一种宪法，亦不为确。卢梭有言，最强者欲永为其最强，不得不以权利化为法律。以情推之，此类法律必将起草，惟此而靖之法律，终为暴力之变形，人民相与守之，殆与暴力同其命运。暴力朝去，颠覆夕随。以是而言宪政，岂非梦呓？怪哉黄君远生之引波因哈克之说曰：“其力既无所限制，自必日走于极端，而遂取灭亡。彼曷为而致灭亡？夫既已自紊历史上之权利，有伤政体之神圣，一旦得志，而欲以我新获之权利，造成历史之根柢，虽百般拥护，未有能济。”黄君引此，盖以影射前此失败之革命党。以愚所知，此段出于波氏之《国家论》，以极诋民主专制之害者也。夫强者相倾，甲踣而乙起，乙踣而丙起，皆循同一之轨辙，不得以意为之低昂。故波氏既举黄君所引之词，其下则曰：“民主专制，成于暴力，复以暴力毁之，无所谓其违法。故此种政制，实与魔性以俱生，人或以虚伪与暴力，为班拉巴（今译波拿巴）主义之特质。虽然，此非独班拉巴及其政治家之个人特性然也。虚伪及暴力，实为适合于此政体之本质，其影响盖不期而及于参与政治之个人为。”斯言也，乃合一切民主专制而总衡之，殆无一而可自外。吾国今时政治之为民主专制，黄君虽欲否认，想不可能。若由此而帝为，其争亦略同于班拉巴之加冕，亦无可为讳。则欲假波氏之言以自重，亦惟将现在及今后若干年所欲讴歌之政治，与今日以前所诅咒之政治，纳于同一范畴之下，受其批评已耳。轩一而轾其二，信乎其未有当也。况吾国辛亥革命，党人虽起，在政治上未尝握有统一之权，所谓力无限制，日走极端，今日以前，尚无人足当此目。纵谓足当，亦不过如今之比，则灭亡云者，前已见之，以史例而推，又将继此而有所见，何也？彼既入乎民主专制之轮回，其紊历史权利，内伤政体神圣，其不能以新获之权利，造成历史之根柢，与他之灭亡者一致，无可逃也。世之善读波氏之书者，若疏其意而有异夫此之所云，虽在万里，愚犹将策马以从之。而黄君乃欲引此，以证民主立宪与民主帝政之中，有何关系，初不料同读一书，而见解之不齐有若此也。立宪之不可能能如此，以波氏之崇尚君权者知之，岂古氏习于共和之治而不之知，知之而犹故张其万不可通之说，以耸人听，则其用心必存能辨之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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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章士钊全集》第三卷，原载《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九号。

编者小结：
①章士钊提出论点：革命即是国体变更，由共和变帝制也是革命，这点与梁启超一致，以袁贼动摇国体为革命危害，故所谓筹安一语自相矛盾。
②中国不能复行帝制的三大原因：一则无人有君主之资，二则人民已不爱帝制，三则内忧外患、国家不容变乱，称帝必致动乱。
③英国君宪的成功有必要的事实作为条件，例如君统未破、王室仍受爱戴。中国的异族清帝不能实现君宪，因其暴虐无道、人民不爱。
④古德诺不能确保列强与人民不会反对
⑤袁世凯就职总统时保证“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但很快就“毁宪法、灭国会、绝自治，共和之形式且不与存”，怎么能确定他称帝后还是所谓的君主立宪？
⑥既然帝制派不能保证袁称帝后立宪能行，那么何以不在共和之下争取立宪？而必须要有一个所谓的“虚君”？
⑦君主立宪由一脉相承之君主可以实现，不能由专制独裁之帝王实现，因为帝王定靠强制力获得权力、保障权利，让其放权行宪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