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告白

编者按：2014年8月3日，伊斯兰逊尼派极端组织ISIS袭击伊拉克村庄科乔（Kocho），村人因武力弱小放弃抵抗，并期待恐怖分子遵守和平诺言。村人对ISIS虽持怀疑，却将自身命运相托付，乞求一个好的结果，落得最差结局。侥幸、软弱的选择符合人性，但是条断子绝孙的路，这无疑是给台湾的殷鉴。本文摘自《幸存的女孩：我被俘虏以及逃离伊斯兰国的日子》，作者娜迪亚在一家人被拆散以后，在伊斯兰国饱受奴役凌辱，最终靠一户逊尼派人家掩护出逃。这一传奇经历，娜迪亚也难以置信——既然连伊斯兰国居民都不满暴政，何以他们对异族女孩被绑架、拐卖的悲剧视若无睹？编者以为，抵抗极权是一个资源问题，而不只是良心问题；独自、公开挑战极权需承载极大风险，然而，一旦民众有了可实践的反抗渠道，便会全力以赴。“美军来了我带路，国军来了我加入。”这一脍炙人口的民谣，难道没有为两岸争取自由道明出路？时至今日，战争罪仍在等待着散逃的ISIS，同样在等待着中国的共产党人。

原文繁长，经删减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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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8月12日，“伊斯兰国”的指挥官走进村里的议事堂，带来了最后通牒：科乔村民要么改信伊斯兰教，归顺哈里发国，要么准备好面对一切严重的后果。埃利亚斯站在院子里，眼神里写满了躁动不安。他告诉全家人：“之前他们还说，我们如果不愿改宗，只要交一笔罚款就行了。现在，我们只有三天时间做决定。”

母亲问道：“如果我们不交罚款会怎么样？”埃利亚斯说：“他们现在的说法还是，如果我们不交罚款，那么他们就会把我们赶去圣山，自己驻扎进科乔村。”他身上穿着虔诚的雅兹迪信徒才会穿的手织白衬衫，此时那衬衫上却沾满了尘土和污垢，丝毫看不出本来的颜色。

埃利亚斯止住了眼泪，声音也恢复了平稳，但我知道他的内心仍然无比不安。辛贾尔从来没有一个雅兹迪人可以因为给“伊斯兰国”交了钱而不用改信伊斯兰教；不只是雅兹迪人，伊拉克的基督徒里也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例子。

埃利亚斯非常确信，那些武装分子的许诺当不得真，他们的那些话里说不定甚至带有一丝嘲讽。埃利亚斯的鼻息变得平缓，他一定不停地告诉自己，必须冷静下来，不能让我们慌了手脚。从议事堂回家的路上，他也肯定仔细斟酌过回家之后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把“伊斯兰国”的消息转达给我们。他就是这么有担当的一个兄长。尽管如此，他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这情况不妙。”没人知道他对谁说话，只听他又自顾自地重复了一遍：“这情况真的不妙。”

母亲当机立断地命令我们：“所有人，收拾行李。”她话还没说完，人已经先跑进了屋。我们把所有可能会用到的东西都收入行装——换洗衣服、尿布、婴儿奶粉、我们的伊拉克身份证（上面清楚地写着我们的雅兹迪身份）等等。全家上下虽然没有几件值钱的东西，我们还是仔细地一一将它们保存妥当。我打开卧室里和姐姐们还有凯瑟琳共用的一只抽屉，把我最珍贵的东西——一条长长的银制镶锆的项链，还有一条与之相配的手镯——取了出来。这两件首饰是母亲2013年在辛贾尔城给我买的。那一年，我忙着把干草装进拖拉机的拖车里时，一条履带突然出了故障，猛地飞将出来，狠狠地扇在我的腰上，那劲头就和马尥蹶子一样，一下就把我闷得差点昏死过去。我被送到医院，不省人事的时候，母亲一路赶到集市上，给我买了这副首饰。她来看我的时候紧紧地握着我的手，在我耳边说：“你出院的时候，妈再给你买一对搭配的耳环。”她就是这样激励着我恢复过来的。

我把衣服装进一个黑色的小背包里，把项链和手镯放在衣服上面，拉上了拉链。母亲则忙着把屋里墙上的照片一一取下来。屋里原本挂满了家庭合照——赫兹尼和季兰的结婚照；贾洛、迪玛尔和艾德琪坐在村外农田里的合照；春天明媚动人，风景如画的辛贾尔山的照片，等等。这些照片都是我们家传承的一部分，记录着我们家从原本只能挤在父亲家后面小楼时的艰苦赤贫，到多年奋斗后苦尽甘来的美满生活。可现在照片都被一一取下，留在墙上的就只有薄薄的相框。母亲注意到我垂手站着，便叫我：“娜迪亚，把相簿找来。然后把它们都搬到院子里的‘坦多尔’边上去。”

我照母亲说的，捧着一大堆相簿到了院子里。母亲半跪在炉子前，把哥哥姐姐们帮忙从相框里取出来的照片拿在手里，然后一张张地送入炉口。“坦多尔”炉子是我们家的中心，不论是巴兹米节的圣餐面包，还是寻常餐桌上的面包，对于雅兹迪人来说都是神圣的馈赠。母亲常常会额外烤一些面包，分给科乔村里最穷苦的村民，替我们家行善积德。我们穷困的时候，是炉子烤出了供我们果腹的面包。我记忆中在家的每一餐，都有由母亲切好，堆得高高的一叠扁圆的面包片。

照片在炉火之中化成飞灰，炉子里飘出一股带有化学气味的黑烟。被母亲烧掉的，有凯瑟琳在拉里什山谷的白泉中受洗的照片；有我第一天上学，哭着喊着不肯离开母亲的照片；有哈伊里迎娶他的妻子莫娜的照片——新娘的头上还戴着花冠。

“我们的过去都被烧成了灰。”我这样想道。家人的照片一张一张地被母亲送入火舌，灰飞烟灭；照片烧完之后，母亲捧起她贴身衣服之外所有的白色衣裙，一股脑地扔在了高高的火焰之中。母亲注视着纯白的衣物被火烧黑，说道：“我不会让他们发现一丝一毫关于我们的记忆。他们别想动这一切。”

我不忍心看着照片被烧成灰烬，便退回了屋子里。我来到和其他女孩们共用的房间里，打开了高高的衣柜。确认四下无人之后，我把我厚厚的绿色相簿找了出来，慢慢翻开，盯着里面的新娘们出神。科乔村的女人们出嫁之前，都要花好几天的时间准备，而她们出嫁那天的倩影，都留在了我收藏的照片之中。她们的秀发被编成复杂精致的发辫，或被卷成卷发；有的被漂成亮金色，有的则用花染剂染成红色，末了施一层发胶，盘在新娘的头顶。她们的眼边也都施了浓重的眼线，抹了亮蓝色或者粉红色的眼影。有的新娘会在发髻上别上小珠子，而有的则头顶凤冠。

我翻相簿的时候，看着照片里的新娘们，觉得她们个个出落得水灵动人。我以后开了美发店，最先带进店里的一定是这本相簿。

我理解母亲为什么要我们烧掉家里的照片，想到武装分子们进了村，会翻看我们的照片，我也觉得无法忍受。我想他们一定会嘲笑我们，嘲笑我们这些雅兹迪穷人妄想在伊拉克安居乐业，嘲笑我们竟然妄想在这片被我们视为家乡的土地上，上学，结婚，世世代代地繁衍生息下去。想象着他们的嘴脸，我就不禁恼怒异常。可是我没有把这本绿色的相簿拿到院子里去烧掉，而是把它放回了衣柜里，关上了柜门。沉吟片刻之后，我给衣柜上了锁。

如果母亲知道我想把这本相簿藏起来，她一定会跟我说，为了不让“伊斯兰国”找到我们而把自家的照片烧毁，却留下别人的照片，这样做是不对的。我也懂得母亲的道理。把相簿藏进那个衣柜一点都不保险，“伊斯兰国”可以轻易地把它撬开，找出那本相簿来。母亲要是发现了我的行为，问我为什么要藏这些照片，我想不出应该怎么向她解释。时至今日，我都无法理解为什么我把那些照片看得那么重要，可是当时我确实狠不下心毁掉它们，更不想仅仅因为害怕恐怖分子而毁掉它们。

二

第二天，仍然希望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危机的艾哈迈德·贾索邀请了附近一个逊尼部族的五位族长到村里的议事堂吃午饭。当年绑走迪山的那些家伙，正是他们部族的族人。村子里的女人们为到访的族长们张罗了丰盛的饭菜，有煮过的米饭、切好的蔬菜、还用了晶莹剔透的郁金香型杯子盛了几英寸糖，以备他们饭后饮甜茶之用。男人们则宰了三只羊献给这些客人——村子里很少用过这么庄重的礼遇迎接过外族的族长。

午饭的时候，我们的长老贾索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试图说动逊尼派族长们帮助我们。科乔村的所有邻居里，他们这一支部族在宗教上是最为保守的，因此他们的族长也是最有可能和“伊斯兰国”说得上话的人。艾哈迈德·贾索恳求他们说：“你们一定有办法跟他们搭上话。你们只要告诉他们我们无意反抗，只想保全性命就行了。”

族长们却大摇其头。他们告诉贾索：“我们是想帮助你们，但我们也做不了主。‘达埃什’不买任何人的账，连我们都入不了他们的眼。”

族长们离开之后，长老的脸色很快沉了下来。长老的兄弟纳伊夫·贾索之前带着他生病的妻子去了伊斯坦布尔的医院看病。他打电话给艾哈迈德说：“他们周五一定会杀了你们的。”

我们的长老坚称：“不会的，不会的。他们说会送我们去圣山，既然他们这么说了，肯定会照做的。”直到最后，艾哈迈德都坚信能找到一个办法来解决眼前的危机。可事实是，巴格达或者埃尔比勒都不愿意出手相助，华盛顿的美国人则告诉海德尔，因为平民受到波及的风险实在太大，美军无法对科乔展开空袭——美国人认为，如果对科乔村周围实施轰炸，我们会和“伊斯兰国”一道玉石俱焚。

两天之后，“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们拖着冰块进了村。8月正是炎热的季节，我们此前已经喝了将近两个礼拜的被阳光蒸得发热的水，看见有冰块送来，自然不会拒绝。艾哈迈德·贾索打电话给纳伊夫，对他说了这个情况。他对他的兄弟说：“他们赌咒发誓说，只要我们服从他们的命令，他们就会保证我们的安全。你看，要是他们想杀我们，何必还给我们弄来冰块呢？”

可是纳伊夫却依旧将信将疑。他在伊斯坦布尔的医院病房里来回踱步，等待艾哈迈德跟他通报最新情况。45分钟后，艾哈迈德又给他打去电话，说：“他们要我们在村里的小学集合。他们说会从那里出发送我们去圣山。”纳伊夫警告他：“他们不会送你们去那里的！他们会杀了你们所有人！”艾哈迈德·贾索却坚持说：“他们不可能一下杀死我们这么多人吧？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随后，他和全村所有的人一道，遵照“伊斯兰国”的指示，往学校的方向走去。

我们接到指示的时候，全家正在做饭。屋里的小孩子们对外面的事情一无所知，只知道肚子饿，哇哇哭闹着要吃东西。那天一大早，我们杀了几只小鸡，煮给孩子们吃了。照理说，小鸡是杀不得的，等到它们长大下了蛋，才可以把它们杀了做菜吃。可是除了这些小鸡，我们再也找不到第二样可以给他们吃的东西了。

鸡肉还在锅里煮着的时候，母亲进来喊我们准备好去学校集合。她告诉我们：“尽量多穿几层衣服。他们没准会拿走我们的包。”我们关掉了鸡汤锅下面的煤气，按母亲的话照做了。我整整穿了四条带松紧带的裤子，一条裙子，两件衬衫，加一件粉色的外套——要是再多穿一件，恐怕我非得在外面被晒到中暑不可。汗珠立马在我的脊背上流淌成溪。

此时街上已经逐渐形成了一条向学校去的人流。我能够透过窗户望见他们，人人都带着他们的行李。婴儿们躺在母亲的臂弯里，脑袋探在外面；而小孩子们则疲惫不堪地跟着人流往前挪。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只能坐在独轮车里被别人推着走，他们面如死灰，仿佛已经没了呼吸。天气热得要命，男女老幼的衣衫背后都是一道道湿透的汗迹。村里的乡亲个个脸色煞白，身形瘦削。我能听见他们在烈日下忍不住呻吟，却没力气说出一个字来。

我穿过屋朝侧门走去。家里的每一个房间都充满了生活的回忆，这些回忆甚至比平时还要来得鲜活。我穿过客厅——每到夏天漫长的黄昏，我的哥哥们都会坐在客厅，和村里其他的小伙子们一块儿喝口味浓重的甜茶；又穿过厨房——我的姐姐们以前为了宠我，会在这里给我做我最喜欢吃的秋葵和番茄；又穿过我的卧室——我和凯瑟琳会在卧室里互相用满手的橄榄油保养彼此的头发，一块在头上扎好塑料袋，一块睡过去，又一块闻着夹杂着胡椒气息的油脂味儿醒过来。我想起在院子里吃饭的时候，全家人围坐在地毯上，把混有稻米的黄油涂在两块面包之间。家里地方不大，常常会因为人多而显得拥挤。埃利亚斯总是宣称自己要带着妻儿搬到外面住，给我们腾点地方出来，可是他始终没有走。

我可以听见我们家的羊群，挤在院子里咩咩地叫着。它们也饿瘦了许多，身上的毛却因此显得更为厚实。我不愿去想象它们饿死，或者被武装分子宰了吃的情形。它们是我们家的全部财产。我真希望自己能够把家里的所有细节全部记录在脑海中——客厅坐垫的明亮色彩，厨房里沁人心脾的香料、甚至是浴棚里水龙头的滴水声。

可当时的我也并不知道，自己将会永远离开这个家。我走到厨房的时候，在一堆面包前停下了脚步。我们原本是让小孩子们就着鸡肉吃这些面包的，可没有人动过面包。它们已经凉掉了，闻着还有点儿不新鲜。我抓过几块塞在塑料袋里带在身边。我觉得应该这么做。说不定晚点我们等的时候会饿——虽然我们也不知道究竟会等待什么；说不定这些神圣的食物可以保佑我们不被“伊斯兰国”伤害。我低声自言自语道：“愿创造了这块面包的神明保佑我们。”说完，我便跟着埃利亚斯走到了街上。

8月3日以来，全村的人头一次重新回到了科乔的大街小巷上，可是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街上的乡亲们，仿佛失魂落魄一般，没有人互相打招呼，也没有人互相亲吻脸颊或是头顶问好。每个人的脸上找不到一丝微笑，又因为大家都长时间未曾洗澡，加上不住地流汗，空气中到处都是刺鼻的馊味。整个村子里只有人们被酷热折磨而发出的呻吟声，以及路边和屋顶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们的呵斥声。他们冷眼看着缓慢而疲惫地走向学校的人群，不时猛地推搡一把。

我和迪玛尔还有埃利亚斯一块走着。我没有挽着他们一块走，但有他们在身边，我心中的孤独感可以减少几分。只要和家人在一起，和家人去同样的地方，无论最后会发生什么，起码我们都可以和彼此接受同样的命运。尽管如此，仅仅因为恐惧而不得不离开家门，是我生平所做过的最艰难的事情。

我们在小巷和村里主路的路口见到了更多的武装分子。他们荷枪实弹，眼睛直盯着我们。我们连看他们一眼都会直冒冷汗。女人们裹起头巾，低头加快脚步，仿佛这样可以避开那些武装分子的凝视似的。我快步走到埃利亚斯的另一边，想着让我的长兄替我遮挡“伊斯兰国”那些人的视线。人们机械麻木地往前走着，仿佛已经没有了意识。

沿路的房屋都修得狭长，有些和我家一样，是用泥砖瓦盖的，有些则是像赫兹尼家的水泥楼。大部分房屋都漆成白色或者保持着本来的灰色，不过有一些屋子则被漆成了很鲜艳的颜色，有的还点缀的精致的彩砖。这种房子造价不菲，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两代人的劳作，才能够为此存下足够的积蓄。屋主们想必希望让自己的子孙能够在自己百年之后，也能长久地在这里生活下去，代代相传。科乔村的屋子通常都住满了人，家家户户的日子虽然少不了喧哗闹腾，可也都过得和和美美，有滋有味。

可现在，这些房子空空荡荡，一片愁云惨雾。它们的一砖一瓦，都无言地望着我们这些过往的行人。无主的家禽仍然在院子里漫不经心地啄着米，而关在铁门之后的牧羊犬则无助地朝街上狂吠。

我们已能远远望见狭长的圣山，在燥热的夏天里，光秃秃的岩石裸露在外。我一直觉得辛贾尔山存在本身，就已称得上是神迹了。要知道，辛贾尔大部分地方都是平原，并且大多数时候都是久旱无雨的荒漠；可是位于中央的辛贾尔山上，却有不少人工种植的青翠烟草田；山顶上的高原是野餐的好去处，顶峰则高耸入云，冬天常积着雪。在圣山的最高点，一处绝壁的顶上，有一座仿佛建在云端的白色小神殿。如果我们爬到那里的话，便可以在那神殿里祈祷，在山村里云游栖息，甚至还可以把家里的羊赶到那里吃草。尽管我十分害怕“伊斯兰国”，可心里却还是幻想着，我们最后真的能够被送到辛贾尔山。圣山就应该是为了庇护雅兹迪人而存在的，除此之外，我想不到其他任何的可能。

那天我从村子里步行去学校的时候，对别处发生的许多事情都一无所知：比如说，我不知道当时拉里什山谷的人们已经撤走。然而最受人们尊崇的神职者们，却和神殿里的仆从一块儿留了下来，后者大都是年轻的小伙子，负责在神殿里擦拭地板，点亮盛满橄榄油的灯烛。这些人从各处搜集了一些武器，用以自卫拒敌；又比如说，我不知道身在伊斯坦布尔的纳伊夫·贾索正在发了疯地给他的阿拉伯朋友打电话，试图弄清科乔村的状况；我也不知道，那些在美国的雅兹迪人仍然在不断向华盛顿和巴格达发着请愿信——全世界的人们都想帮助我们，但全世界没有一只手够得着我们。

我不知道“伊斯兰国”究竟有多恨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心狠手辣。尽管全村人都提心吊胆，但我不认为在结局降临之前，会有人预料到这些武装分子的残忍程度。

三

在亲眼见到全村人都站在学校院子里之后，我才意识到科乔是个多么小的村庄。大家都瑟瑟发抖地站在干草地面上，有的人交头接耳，试图弄清楚眼前的情况，余下的人则还没从震惊的情绪中缓过来，呆若木鸡地站着。没人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如何。从那一刻起，我每时每刻，甚至迈出每一个步子的时候，都在向上天祈祷。武装分子们用枪口指着我们喊道：“女人和小孩，上二楼。男的原地待着。”

那些武装分子仍然试图安抚我们。他们仍然告诉我们：“你们不愿意皈依伊斯兰的话，我们会放你们去辛贾尔山。”我们几乎连和留在院子里的男人们道别的时间都没有，就不得不遵照他们的命令上了二楼。今天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我们知道男人们会面临怎样的命运，绝不会有哪个母亲会甘心抛下自己的丈夫和儿子。

楼上的女人们三两成群挤在公共休息室的地板上。我在这所学校读了那么多年书，交了那么多朋友，可现在这地方对我而言，却又是如此的陌生。屋里的啜泣声随处可闻，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大声尖叫或者提出质问，因为要是这么做的话，准会有个“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扯着嗓子咆哮起来，要我们闭嘴，因此屋子里保持着令人惴惴不安的寂静。

除了上年纪的老婆婆和还不懂事的小丫头之外，所有人都站着。屋里空气炎热，呼吸困难。

屋里有一排上了栅栏的窗子正开着，以便通气。从窗户缝里往外看，能瞧见学校围墙的外面。大伙都聚拢到窗边，想看清外面正在发生什么，窗前的人太多，我在她们身后也拼命地张望着。所有的女人都没有朝村子的方向投去一瞥，而是在楼下的人群之中努力辨认着自己的丈夫、兄弟或儿子，确认他们是否平安无事。有些男人正垂头丧气地枯坐在院子里，脸上找不到一丝希望，我们这些楼上的人们，也同样充满悲伤。一排皮卡忽然拥挤而杂乱地停在学校的前门外，引擎仍然突突作响，吓得我们惊慌失措。武装分子们喝令我们安静，以免我们趁乱呼喊自家男人们的名字。

几个武装分子开始拿着大口袋在屋里来回转悠，要我们把身上带着的所有手机、首饰和钱交出来。妇女们大多因为恐惧而不敢不从命，打开自己出门前包裹停当的家当，取出值钱的东西，投进他们的口袋里。我们尽可能地在身上藏了一点东西，我看到有的女人把身份证从包里摸出来，或是从耳垂上把耳环捋下来，然后悄悄地塞在自己的裙底或者胸罩里头。还有的女人趁武装分子不注意，把值钱的东西拼命塞到家当箱子的深处。我则把项链、手镯和身份证明都裹在撕开一条小缝的卫生巾里，再把卫生巾重新塞回原本的包装里面藏起来。我们当然害怕，但是也在默默地抵抗着。即使这些人真如他们自己所言，会把我们带到圣山，我们也怀疑他们放走我们之前，会把我们洗劫一空。对我们而言，有些东西是比我们自己的身家性命更不能轻言放手的。

不过即使如此，武装分子也收走了整整三大口袋的钱、手机、结婚戒指、手表、政府发的身份证还有粮票等等物件。甚至是小孩子身上稍微值一点钱的东西他们也不肯放过。有一个武装分子拿着枪对准一个戴着耳环的小姑娘命令道：“把耳环摘了，放在口袋里。”小姑娘没反应过来，她的母亲便朝她耳语道：“把耳环给他们，这样我们就能去圣山了。”小姑娘这才把耳环从耳垂上摘下来，放进了敞开的口袋里面。我母亲把结婚戒指缴了出去，那是她平生最值钱的东西。

我顺着窗户，看见有个30出头的年轻男人，正靠着院墙，倚着一棵瘦弱的小树坐在土里。我认出他是科乔村里的人——科乔村里的每一个人我都认识——也知道和所有雅兹迪男人一样，他一定是个充满勇气，敢于抗争的人。无论如何，他都不像是那种会轻言放弃的家伙。可是，我亲眼见到，一名武装分子走上前去，向他比画了一下手腕，那男人竟什么也没有说，毫无反抗地将手举到武装分子的眼前，眼睁睁地看着他将自己腕上的手表扯下来，扔进口袋里，然后顺从地重新把手垂在身侧。我开始明白“伊斯兰国”究竟有多可怕——面对他们的时候，就连我们雅兹迪的男人也看不到任何希望。

我母亲低声命令我：“娜迪亚，把首饰交给他们。”她和我们家的几个亲戚站在角落里，互相依偎着，觳觫不已。“他们要是搜出来你藏着首饰，一定会杀了你的。”我低声回答道：“不行！”并且抱紧了我的背包。包里正装着藏有我所有贵重物品的那叠卫生巾。我甚至连面包都拼命塞到了背包底部，因为我害怕武装分子会连面包都抢走。“娜迪亚！”我母亲试图劝阻我，但她只说了这么一句。她不想让我们引起注意。

艾哈迈德·贾索正在楼下和他的兄弟纳伊夫通着电话。纳伊夫还在伊斯坦布尔的医院里陪着他的妻子，后来他跟赫兹尼讲起那几通令人胆战心惊的电话。艾哈迈德在电话里告诉他的兄弟：“他们把我们的财物搜刮一空，然后他们说会把我们送到圣山。学校前门已经停了不少卡车。”纳伊夫只得回答道：“说不定是这样，艾哈迈德，说不定是这样。”他当时想的是：“如果这是我们之间最后一通电话，那么还是尽量说些高兴的话吧。”话虽如此，纳伊夫和艾哈迈德打完电话之后，立刻又给附近村子的一个阿拉伯朋友打去电话，告诉他：“如果你听见枪响，就立刻给我回电。”纳伊夫说完，便挂断电话，开始等待。

最后，武装分子命令长老交出手机。他们问艾哈迈德：“你是这个村子的代表。你决定好了吗？你要皈依伊斯兰吗？”

艾哈迈德·贾索一辈子都在科乔当长老。村子里但凡起了什么争执，他都会把村民叫到议事堂，协商处置；若是科乔村和邻村关系紧张起来，也是艾哈迈德负责来回斡旋，缓和彼此的情绪。整个科乔村都非常尊重贾索一家，我们也非常信任艾哈迈德。如今摆在他面前的，是关乎整个村子命运的抉择。

“把我们带去圣山吧。”他回答道。

四

窗户边的女人们一阵骚动，我拼命挤回窗边的人群里。窗外的武装分子命令男人们登上学校外面的卡车，他们把男人们排成一列，一个个塞上车去，把卡车的车厢塞得满满当当。楼上的妇女们则相对耳语，她们不敢提高音量，怕武装分子发现把窗户关上，不让我们朝外看。未成年的男孩们也和成年男人们一块被塞上车，他们有些才不过13岁出头，却也是一个个面如死灰。

我来回扫视卡车和院子，寻找着我的哥哥们。我看见马苏德站在第二辆卡车里，和其他男人们一起望着前方。之后我看见了埃利亚斯，他排着队，缓慢地朝马苏德所在的那辆卡车走去。自从我们的父亲死后，埃利亚斯对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来说，真称得上是长兄如父，然而他看上去也十分垂头丧气。我瞥了一圈窗边的妇女，没有发现凯瑟琳的身影，稍稍松了口气——我不想让她看见埃利亚斯这副模样。眼前的一切都使我无比沉重。周遭的一切都似乎渐渐模糊——女人们的啜泣声、武装分子震天响的脚步声、酷热无比的午后烈日，甚至连炙人的热浪，我都几乎感觉不到。我望着我的兄长们被塞上卡车，马苏德坐在角落，埃利亚斯挤在车尾。卡车门随后合上，车上载着的一行人逐渐向学校后的方向远远而去。不多时，我们就听见了枪声。

我从窗边无力地倒了下去，此时屋里的众人早已一片哭天抢地。妇女们尖叫着：“他们被杀了！”武装分子呵斥我们，命令我们不许出声。我母亲此时已瘫坐在地板上，一动不动，一言不发。我朝她奔了过去。我从小到大，只要感到害怕，就会去找我母亲寻求安慰。无论是我做了噩梦，还是和哥哥姐姐闹得不开心，母亲总是会一边理着我的头发，一边告诉我：“没事的，娜迪亚。”我也总是相信她的话。毕竟，她曾经历过这么多难关，都没有喊过一声苦。眼下她却枯坐在地上，双手掩面，抽泣着说：“他们杀了我的儿子。”

“不许叫！”一名武装分子一边在拥挤的屋子里来回踱步，一边向我们发出命令。“要是你们再发出一丝声音，你们全都死路一条。”女人们闻听此话，拼命想压住眼泪，屋里的啜泣声变成了此起彼伏的干咳声。我则暗暗祈祷，希望我母亲不曾像我一样，见到她的儿子们被押上卡车。

枪声平息之后，武装分子便准备对付我们。科乔村已经只剩下女人和孩子了。每个人都惊慌无助，但大家都竭力保持安静，避免激怒眼前的武装分子。母亲坐在原地，朝我低语道：“咱家的祖屋没了。”这是个雅兹迪人的俗语，用来描述丧失一切的绝望处境。母亲的语气里已经听不到哪怕一点点希望。我猜想，埃利亚斯和马苏德被押上卡车的时候，她应该还是亲眼看见了吧。

一名武装分子命令我们下楼，我们跟着他到了学校的一楼，那里已经只有“伊斯兰国”的人了。

我看见凯瑟琳在楼梯上弯下腰去，捡起了厚厚的一卷美元纸钞。那钱应该是从谁家的行李里掉出来的，看着足有几百块钱。凯瑟琳痴痴地盯着手里的钱，我告诉她：“这钱你留着，藏在身上。咱家别的家当都已经交出去了。”可是凯瑟琳却没有胆子把钱藏在身上。她以为如果我们对武装分子们表现出顺从，他们就会对她和她一家额外开恩。她对我说：“说不定如果我把钱交给他们，他们就不会害我们了。”随后她就把那卷钱交给了正巧路过的一个武装分子，那人伸手把钱取走，什么话也没有说。

卡车回到学校门前时，大家都已无暇再为自家丧生的男人哭泣，而为自己的身家性命而惊慌尖叫。武装分子们推搡人群，试图将我们排成队列，但是眼前的场面早已乱作一团。每个人都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母亲或者姐妹。我们不停地质问他们：“你们把我们村的男人怎么样了？你们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武装分子丝毫没有理会我们，只顾着拽着我们的手，将我们拉上卡车的货厢。

我拼命想拉紧凯瑟琳的手，但是武装分子强行将我们俩扯开。我和迪玛尔，还有其他十六七个女孩子，被带上了第一辆车。那是一辆红色的皮卡，而且和我以前喜欢坐的皮卡车一样，车后的货厢是露天的。同车的姑娘们无意间将我和迪玛尔挤开，她被推到了车前面的一个角落，在一群姑娘和妇女中间找了个地方坐下，盯着车厢的地板出神。我留在车厢后面，还来不及看一眼其他人的状况，车子就起动了。

卡车高速驶离科乔村，将狭窄而粗糙的村间小路抛在身后。开车的司机似乎憋着一肚子火，一心只想快点赶路，因此不断地在路上左冲右撞，车厢里的我们也少不了一次次来回剧烈翻腾，撞在同伴和车里的金属杠上。我感觉自己的背部已经撞伤了。30分钟之后，车子开始放慢速度开进了辛贾尔城近郊，全车的人这时都已经疼得叫苦连天。

辛贾尔城里如今只有逊尼派穆斯林居住，然而城里的光景一如往常，令我颇感惊讶。主妇们仍然忙着在集市上买菜，她们的丈夫则在饮茶店里抽着烟。出租车司机们沿街搜索乘客，农民们则往牧场的方向驱赶着羊群。我们的身前和身后不断来往着此地平民的车子，那些司机在经过这辆载满妇女和姑娘的卡车时，几乎都不曾投来过一瞥。我们挤在卡车货厢上，紧紧地搂着彼此哭成一团，样子在这街上无论如何都不算寻常。为什么没人帮我们呢？

我仍努力试图保持一点希望。这城里的景象一如既往地熟悉，令我稍稍安心。我认出城里的几条街道，那里开满了杂货店和正卖着香喷喷三明治的饭馆；那些修车店门前的车道也和以前一样，总是洒满了机油；堆满五彩斑斓蔬果的菜摊，也照旧开着。说不定我们确实正是在去圣山的路上。说不定武装分子并没有向我们撒谎，他们没准只是想把我们赶得远远的，赶到辛贾尔山脚下，在那里网开一面，让我们自己爬上条件艰苦的山顶避难。他们可能认为我们在山顶上难以久存，无论事实如何，至少我希望他们真是这样想的。我们的村庄已被占领，村里的男人已被屠戮殆尽，可起码在辛贾尔山顶上还有我们的雅兹迪同胞。若是能到山上去，我们就能找到赫兹尼，就可以有时间哀悼我们死难的亲人。也许假以些许时日，劫后余生的族人们还能在山上再组成一个聚落来。

圣山平顶而高耸的轮廓逐渐出现在地平线上，我满心祈祷卡车司机会一路向圣山方向而去。然而卡车却转了个弯，改向东面行驶，离圣山越来越远。迎面刮向卡车的风声十分凄厉，我想即使我放声尖叫，恐怕也不会有人听见。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出声。

事实已经很清楚了，我们并不是去圣山。我伸手在包里摸索那块从家里带出来的面包，心里悲愤不已。为什么没有人对我们施以援手？我的兄长们现在如何？那块面包眼下已经变质发硬，上面洒满了灰尘和棉屑。那面包本是用来保佑我们一家人平安无事的，如今却一点也不灵。卡车已将辛贾尔城远远抛在身后，而我也从书包里掏出了那块面包，往卡车侧面扔了出去，望着它落进路边的一片垃圾堆里。

五

太阳即将下山的时候，我们到了索拉格（Solagh）镇，武装分子们把车停在了那座镇子外不远的索拉格学校门前。学校的大楼附近影影绰绰，鸦雀无声。我和迪玛尔是最先被押下车的人之一，筋疲力尽的我俩下了车，便一屁股坐在学校的院子里，望着余下的众人在别的卡车停稳之后跌跌撞撞地走出货厢。我家的女孩们被押下车之后，双眼无神，直直地往校门处的我们俩走来。妮斯琳不住地流眼泪。我对她说：“我们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再等等看吧。”

母亲是从最后几辆卡车上走下来的。我永远忘不了她当时的模样。她的白色头巾在脑后迎风飘荡，而她原本梳理整齐的中分发型，已是一团乱麻；她的围巾仅仅能盖住鼻子和嘴，白色的衣裙上落满了尘灰，被武装分子押下车的时候，她几乎连站都站不稳。一名武装分子朝她吼道：“快走。”说完他便一边将母亲推进院子里，一边还嘲讽着别的老太太们走不动道。母亲神志恍惚地穿过校门向我们走来，她一句话都没说，径自坐了下来，将头枕在我的腿上。母亲从未当着别的男人的面躺下来过。

一名武装分子猛砸学校紧锁的大门，大门被砸开之后，那人便命令我们进去，还说：“进去之前给我把头巾摘了，都放在门边。”

我们都照做了。人人都不得不把头发披在肩上，那些武装分子们因此更仔细地端详了我们一阵，然后把我们押进了学校大楼里。整整好几辆卡车的妇女和姑娘们一个个走进那扇大门，她们有的是怀抱孩子的母亲，有的是因为丈夫被杀哭得两眼通红的年轻妻子。门边的那堆头巾里，有的是传统的白色头巾，有的是年轻的雅兹迪姑娘喜欢的彩色头巾，都杂放在一处，越堆越高。太阳就要没过地平线的时候，所有的卡车都已开到学校门口。一名留着长发，用白色头巾蒙着半边脑袋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把他的枪管顶在那堆头巾上，朝我们大笑道：“你们谁有250迪纳尔，就可以把这玩意儿从我这里买回去。”他知道，250迪纳尔的价钱已经是低得不能再低，然而他也知道，即使是250迪纳尔这样的价钱，身无分文的我们也绝不可能出得起。

我们所有人被押到了一个房间，里面酷热无比，难以忍受，我甚至以为自己发起了烧。孕妇们热得叫苦不迭，忙寻个靠墙的地方坐下，将两腿伸在身前，闭上双眼，仿佛在拼命忘记自己身处此地。除此之外，屋里就只有衣裙摆动的声音，还有捂着嘴偷偷啜泣的声音。突然，一位比母亲稍年轻一些的妇女哈拉用尽全身的力气大喊道：“你们杀了我们村的男人！”她一遍又一遍地喊着这句话，屋里的人群也渐渐被她的愤怒所感染，越来越多的女人开始哭泣或呐喊，有的是在向武装分子讨要说法，有的则只是跟着哈拉拼命地尖叫着，仿佛这样就能发泄自己的心中的痛苦。

武装分子们被人群的哭叫激怒，其中一人用枪指着哈拉，并且往她的额头上扇了一巴掌，嘴里说道：“不许哭，否则我当场杀了你。”哈拉整个人却像发了疯一般，根本止不住。有几个女人不顾那武装分子的枪口，走上前去安慰她，其中一个女人对她说：“别去想男人的遭遇了。现在我们得自己努力活下来。”

武装分子给我们发了口粮，有薯片和大米，还有瓶装水。尽管屋里的人们早晨离家的时候几乎都不曾吃过什么东西，可此时没有一个人吃得下东西。

天色已经很晚了，我们个个都疲惫不已。母亲仍然枕着我的腿躺在地上。她来到索拉格之后就没有说过一个字，却睁着双眼，毫无睡意。我甚至不知道那些武装分子会不会允许我们睡觉，即使可以，恐怕我们也只能在这个学校楼里挤地铺勉强过夜。我想和我母亲说说话，问问她怎么想，但看着她的样子，我实在无从开口。我真希望当时我给母亲留下些什么话。

武装分子们开始把我们分成一个个小组，然后他们下令要大部分的人离开房间，分成两组，站在学校院子的两侧。他们指着房间里的一面墙朝我们呼喝着：“结过婚的女人，带你们的孩子到这里来，但只许带小孩子。年纪大的和没有结过婚的，到外面去。”

我们不知道他们打算干什么，因此不免慌成一团。做母亲的紧紧拉着自己年纪稍大些的孩子不肯松手。武装分子们则忙着在屋里粗暴地拆散一对对亲人，把年轻未婚的姑娘从人群里挑出来，赶到门外去。我和凯瑟琳在屋外的花园里，紧紧牵着母亲的手，而母亲则照旧坐在地上。凯瑟琳比我还害怕离开母亲，她一头扎在母亲的怀里。一名武装分子走向我们，向母亲指了指花园的南墙，嚷道：“你！到那边去。”

我摇了摇头，俯下身搂紧母亲。武装分子蹲下来扯我的毛衣，嚷着：“别找事儿。”可我并没有理他。那人扯得越来越用力，我一不留神，他便用手拎住我的胳肢窝，把我拖开，将母亲硬生生地带走了。我拼命嘶喊，他却径直把我推到院墙边。凯瑟琳也和我一样，原本紧紧拉着母亲的手，仿佛两只手长在了一起似的。她哀求那些人不要带走母亲：“让我和她待在一起吧！她身体不好。”武装分子并没理会她的哭告，也把她生生从母亲身边拽开。我俩只有哭天抢地。

有些上了年纪却从未婚嫁的女人为了活命，开始向武装分子们撒谎，说自己结过婚，还牵过熟识的小孩子来，冒称是自家的孩子。我们对武装分子的企图虽然毫无头绪，但他们看上去对已婚有孩子的女人们并不十分在意。一个小时之后，所有的女人都被分入各自的组里。我和凯瑟琳、罗伊安和妮斯琳一块坐在屋外，紧紧地握着彼此的手。武装分子此时又来向我们分发薯片和水，虽然我们仍然害怕他们在食物里做什么手脚，我还是喝了两口水。在此之前，我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口干舌燥。我担心着楼上的母亲和姐妹们，不知道“伊斯兰国”是否会对她们网开一面，也不知道他们究竟会如何对待她们。围在我四周的女孩子们个个都哭得脸色通红，她们都散披着头发，紧紧地握着最近之人的手。我的精力已经消耗殆尽，甚至恍惚感觉自己的脑袋要落进腔子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昏过去，可即便如此，我仍然保持着最后一点希望。然而，等到学校门前突然停下三辆大巴车的时候，我知道连这最后一点希望也已经不存在了。那几辆大巴车个头大得出奇，像是旅游观光车，或者以前那些用来载伊拉克朝圣者去麦加的车子。我们都清楚，这些车就是来载我们走的。凯瑟琳带着哭腔问道：“他们要带我们去哪里？”

我用力地抱紧自己的包。面包被我扔掉之后，那只包稍许轻了一些。我开始后悔自己扔掉那块面包。浪费面包可是一桩不小的罪过。雅兹迪人相信，神明并不会要求我们必须勤于朝圣或祷告。我们雅兹迪人不必建造富丽堂皇的大教堂，也不必在宗教学校上好几年学才能做个虔诚正直的信徒。只有家里不缺钱，还有足够闲工夫的雅兹迪人才会组织洗礼一类的宗教仪式。我们雅兹迪人都是用身体力行的方式遵循着自己的信仰。我们打开家门收容外乡人，用钱和粮食接济穷人，亲人下葬之前，我们也会和他们的遗体坐在一起，以示哀思。我们相信，只要是好好过日子，哪怕只是在学校里好好念书，或者在家里和配偶相敬如宾，都和念经祈祷一样有功德。凡是能让我们这些穷人繁衍生息，互相扶持的东西，对我们而言都无比神圣，即使是一块面包，也不例外。

然而是个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因此，每个雅兹迪人都会与族内的一名教长结成教亲，由他们来教授我们有关信仰的知识，并且在来世指引我们。我的教姊是一个比我年纪稍长些的姑娘，她精通雅兹迪信仰的各种掌故，相貌也生得落落大方。她曾经结过一次婚，后来离异，回到娘家之后，开始潜心事神，研究雅兹迪人的宗教。“伊斯兰国”迫近时，她设法从自己家逃了出去，如今平安地居住在德国。教亲们最重要的使命，是在族人死亡之后，在神和塔乌西·梅列克的面前为你一生的事迹作证明。他们会对神明说：“这人生前与我熟识。她是个好人，她的灵魂应当回归大地。”

我知道，等到我百年之后，我的教姊将要在神明的面前为我活着的时候犯下的错误作辩护——比如说，我在科乔村的杂货店里偷过糖果，有时我还犯过懒，不愿意和哥哥姐姐们一块去地里干活；而眼下，我那教姊需要为我辩护的罪责又多了一大桩——我没有听母亲的话，擅自留下了那些新娘的照片；我在路上丧失了希望，扔掉了那块面包；如今我还默默登上了大巴车，任凭自己的命运受人摆布。我由衷地希望我的教姊能够原谅我。

路边载满了“伊斯兰国”分子的武装吉普车正准备押送这几辆大巴车，那阵势仿佛像是要上前线打仗似的。或许我们真的会被送上战场。

我和人群一起等待的时候，一名武装分子向我走了过来。那家伙就是当时拿枪管顶着我们头巾取乐的那个人，此时他手里仍然握着那把枪。他问我：“你想皈依伊斯兰吗？”和之前糟蹋头巾的时候一样，他的嘴角挂着无比盛气凌人的轻蔑微笑。

我摇了摇头。

任何真正伟大的目标，都绝不会通过这样残忍的暴行来得以实现。

娜迪亚·穆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