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第二次国共内战”，并非1946-1949年，而是始于1945年。中共争夺对日受降权，不仅为争夺地盘，更欲借抗战的合法性，塑造其政权的合法性。于是，在抗战胜利之际，中共鼓足宣传马力，诬蔑国民政府“不抗战”、“摘桃子”，直欲宣布国府非法，而其自身合法，摆出了要打内战的姿态。只因苏联尚未同国府谈判在华特权，故临时制止中共。毛泽东在1946年政协会议之后，在党内毫不掩饰地说：“这个和平，我们是拖延时间，便于我们积蓄力量，便于我们训练军队。我们一方面要训练军队，一方面要搞好生产，第三方面要加紧土改，准备战争，准备战场。”中共控告国府“假和谈真内战”，而它自己才是假谈真打，不过是“以反内战为名目的革命战争中推翻国民党统治”。
下文摘自杨天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三），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64-169页。大陆著书不免隐晦，且多浅尝辄止，但无疑为大家展示了新的视角。《中华民国建国史》第13卷第一章第四节“中共的叛乱行为”有更多细节。
1927年，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破裂，中共上山下乡，企图以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统治。日寇侵华，为了共同抗日，中共放弃推翻国民党统治的政策，将八路军、新四军改隶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麾下。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原来维系两党合作的目标完成，毛泽东一度企图向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原政策回归。这种倾向表现在：
一、抛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任的职衔。
1945年8月10日深夜12时，中共得知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周恩来立即起草以延安总部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的第一号令，要求解放区各抗日部队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地的敌军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内交出武装，如敌伪拒绝，即予坚决消灭。命令同时宣布，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及交通要道，有全权派兵接收，进入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管理该地区的行政。[1]至8月11日傍晚，朱德在短短的18小时内，连续发布7道命令，要求各部队进军察哈尔、热河、辽宁、山西等省，在北宁路、平绥路、平汉路、津浦路、陇海路、粤汉路、沪宁路、京芜路、沪杭甬路、广九路等16条全国主要铁路线及其他交通要道，迫致敌伪无条件投降。[2]朱德此前的职衔是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这一任命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抛弃这一头衔，改用“延安总部总司令”的新名目，宣布其受降根据来自《波茨坦宣言》，而非国民政府，显示出中共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新动向。8月16日，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另一名义致电蒋介石，直呼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为“你及你的政府”，宣布其“为人民所不满”，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及其广大人民和武装，在接受日军投降、缔结条约时，必须“事先和我们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完全是一种对等的、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的口吻。[3]
二、尽可能夺取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直接在敌占区广大范围内任命省市行政官员。
当时，毛泽东最关心的是如何抓住时机，尽可能夺取大城市及交通要道，扩大解放区。8月10日，中共中央向华中局下发指示，要求采取重点主义、集中主力，去占领大城市和要点，夺取蚌埠至浦口、南京至上海、沪杭甬、信阳至武汉各线。[4] 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要求中共部队改变传统的作战方式，“迅速集中，脱离分散游击状态”，“变成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集中行动，以便在解决敌伪时保证我军取得胜利”。文件提出：“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准备调动兵力，对付内战。”[5]在发布这些指示的同时，中共还直接在广大敌占区范围内任命省市行政官员。如：8月10日，聂荣臻以边区政府名义任命宋劭文兼北平市市长，张苏兼天津市市长，王昭任石家庄市市长，刘秀峰任保定市市长，祝其文任秦皇岛市市长，张梦旭任张家口市市长，张明远任唐山市市长，刘达任大同市市长。[6] 12日，新四军发布命令，任命黄克诚为江苏省主席、罗炳辉为安徽省主席、叶飞为浙江省主席，刘长胜为上海市市长、粟裕为南京市市长。[7]任命的范围还包括湖北省省主席及武汉市市长等。
三、要求打击、消灭企图阻止中共部队进占敌占区城镇的国民党军。
中共中央在指示中共部队“迅速占领所有被我包围和力所能及的大小城市、交通要道”时，特别指示，“如遇顽军妨碍我们进占城镇和要道时，应以各种方法阻止以至打击、消灭之。”[8]抗战中，国民党部队或被日军击败、击溃，或在与中共部队的磨擦战中被消灭，被赶跑，大部分军队局处于西南、西北，但是在沦陷区及其临近地区，也还残留着部分国民党部队。这一部分国民党军，自然成为和中共部队争夺沦陷区及其城镇的重要力量。中共中央指示：“在津浦线，准备击退国民党军李品仙、何柱国与我争夺城市的计划，在江南，准备击退顾祝同的进攻。”文件称：“不怕爆发内战，而要以胜利的内战来制止内战和消灭内战”。[9] 当时，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正奉令率军自宁夏五原东进，企图占领包头、归绥（今呼和浩特）与张家口等地，直接进入北平和天津，接受日军投降。[10] 12日，中共中央致电晋绥、晋察冀分局，要求“务用全力歼灭傅作义东进部队”。[11]
四、独立开展外交活动。
8月15日，朱德以“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的新名义，向美、英、苏三国驻华大使分送说帖，要求转送各自政府。《说帖》宣扬中共及其军队八年苦战所取得的巨大战绩，声言国民政府及其统帅部队不能代表中国解放区和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和武装，宣称解放区、沦陷区的广大人民及武装，在延安总部指挥之下，有权接受日伪军投降，派遣代表参加同盟国的受降活动、和平会议及联合国会议。[12]
五、越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直接向日本侵华军下达命令。
8月15日，朱德电令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投降。命令在华北、华东、豫鄂两省、广东的日军应派出代表分别接受聂荣臻、陈毅、李先念、曾生等将军的命令，暂时保存一切武器、资料，静候中共军队受降；所有华北、华东之飞机、舰船应停留原地，沿黄海、渤海之中国海岸的舰船，应分别集中于连云港、青岛、威海卫、天津。[13]
六、空前强烈地对国民党和蒋介石进行批判。
8月1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各战区将士，“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14]但是却电令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要求解放区抗日部队“驻防待命”，“勿再擅自行动。”[15]这份命令将中共系统的部队和国民党系统的部队区别对待，立即引起中共方面的强烈愤怒和抗议。
8月13日，毛泽东为朱德、彭德怀起草联名致蒋介石电，批评蒋介石11日对中共所发命令“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电称：“现在日本侵略者尚未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国军队作战，都在同苏联、美国、英国的军队作战，为什么你叫我们不要打了呢？”电报表示，坚决拒绝这个命令，因为它“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16]
中共用“延安总部”的名义发布第一号令以后，国民党《中央日报》于13日刊发该令时加了个“附注”，声称“其内容与军事委员会之电令各节相悖，特录志参考”。[17]当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评论，引述国民党中宣部发言人谈话，称延安总部所发命令为“唐突和非法之行为”。[18]接着，毛泽东严厉批评该谈话“荒谬绝伦”，进而抨击蒋介石为“中国法西斯头子独夫民贼”，其命令“敌我倒置”，“活画出他一贯勾结敌伪、消灭异己的全部心理”。评论宣布：“在中国境内，只有解放区抗日军队才有接受敌伪军投降的权利，至于蒋介石，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坐待胜利，实在没有丝毫权利接受敌伪投降。”[19]
这一天，延安召开干部会议，毛泽东发表讲话，进一步指责蒋介石为“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他说：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颗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20]
讲话中，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时局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过渡阶段，这个阶段的内容“就是反对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斗争”，“蒋介石要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他的方针已经定了，我们对此要有准备”。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日，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吴国桢在重庆召开外国记者会，发表声明，其中谈到：“若不是因为唯一的领袖蒋主席的英明领导，这次胜利的获得是不可能的。”[21]有记者询问，任何机关或个人为执行朱总司令所发之命令，因而不能奉行蒋委员长所发之命令时，政府对之作何措施？与吴国桢共同主持会议的行政院参事张平群答称：“必须服从。”记者再问：若有不从者，政府将如何？张答：“今日事实已证明蒋委员长确已领导中国获得拯救，渠今已成全国民众尊奉之领袖，渠之命令自应为全国所遵从，违反者即为国民之公敌。”[22]张的答语进一步激起了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愤怒。
8月16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作评论《人民公敌蒋介石发出了内战讯号》，指称在吴国桢记者会上回答提问的参事张平群为“蒋介石发言人”，在引述其言论“忽视委员长者将被认为人民公敌，并应以军事纪律处置”后说，“这是蒋介石公开发出的全面内战的信号”。[23] 其中，将张原话“国民公敌”，改为“人民公敌”，系两党话语系统不同，但“应以军事纪律处置”则为张答记者问所无。[24] 加上这一句，其目的在于坐实“内战讯号”一语。评论进而指责蒋“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1927年的大革命”，“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抗战中“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评论在此基础上严厉指斥蒋介石为“人民公敌”，声称“在中国，只要提起‘人民公敌’，谁都知道这是指着谁”，“现在成为问题的，是这个人民公敌，要打内战了。”[25]评论提出制止内战的唯一办法是：“坚决迅速努力壮大人民的民主力量，由人民解放敌占大城市和解除敌伪武装。如有独夫民贼敢于进犯人民，则取自卫立场，给以坚决的反击。”该文在《解放日报》刊出时以大号字体突出标题，显得特别醒目。不到一年之前，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周恩来曾提出，对国民党仍要批评，但可留有余地，不点蒋介石的名字。[26]现在公然点出“人民公敌蒋介石”，这就表明，中共对蒋介石的批判已经升到了最高点，准备与其彻底决裂了。
以上种种，都显示出，中共正积极摆脱其部队和国民政府之间存在过的隶属关系，准备与国民党彻底决裂，在一场以反内战为名目的革命战争中推翻国民党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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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17—218页。
[2] 据《周恩来年谱》627页，朱德的第一至第六号令，均为周恩来起草。
[3]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090页。
[4] 《中央关于夺取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部署给华中局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5），第213—214页。
[5] 《关于日本投降后党的任务》，《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454页。
[6] 聂荣臻：《关于全军区部队立即部署向大城市前进致分局电》，转引自邓野：《民国的政治逻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48页。
[7]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43页。
[8] 《中央关于苏联参战后准备进占城市及交通要道的指示》，《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5），第215页。
[9] 《关于夺取大城市及交通要道的部署》，《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5），第214页。
[10] 《蒋介石日记》，1945年8月13日：“晚，集敬之等会议军事方针及人事等问题，即令傅宜生直入平津，接受投降，十时后方毕。”
[11] 《毛泽东年谱》下卷，第5页。
[12] 《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朱总司令致美、英、苏三国说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5），第238—246页。
[13] 《命令冈村宁次投降》，《朱德选集》。
[14] 《最高统帅令全国将士》，《中央日报》1945年8月12日。
[15]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总2627页。
[16] 《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给蒋介石的两个电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087—1088页；参见《朱德年谱》（新编本，中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6年版，第1199页。
[17] 《军委会电令全国各部队》，《中央日报》1945年8月13日。
[18] 这一谈话不见于重庆《中央日报》及《大公报》，待查。据唐纵8月19日《上星期反省录》记载，当时中共将朱德令制成号外，在重庆散发，“（国民党中宣部）对此毫无办法，既不敢检扣，又不敢不检扣，要请示总裁”。见《在蒋介石身边八年》，第533页。
[19] 《蒋介石在挑动内战》，《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083—1085页。据《周恩来年谱》第628—629页，此文为周恩来起草，而经毛泽东修改者。
[20]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074—1075页。
[21] 《外记者招待会上，吴次长发表声明》，《中央日报》1945年8月16日，亦见于同日《大公报》。
[22] 《违反蒋委员长命令，即为国民公敌》，《中央日报》1945年8月16日，亦见于同日《大公报》。
[23] 《解放日报》1945年8月16日。
[24] 查《中央日报》、重庆《大公报》当日所刊，均无此语，后来《毛泽东选集》收入毛在《解放日报》所发评论文章时亦将此语删去。
[25] 《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094—1097页。
[26] 《周恩来年谱》，第6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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